北京時間2013年10月14日19時，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美國三位經濟學家尤金·法瑪（Eugene F. Fama）、羅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和拉爾斯·彼得·漢森(Lars Peter Hansen)共同獲此殊榮。其中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席勒多年來在多個場合給中國經濟發展提出了一些建設性意見，摘編如下。

　　1 不失時機的經濟制度和結構性改革才會使中國故事完美演繹下去 

　　席勒一直關注和祝福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2009年7月，席勒在耶魯大學接受復旦大學教授王永欽采訪時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也是一個很好的“故事”，而且這個“故事”開局不錯。作為經濟學家，他一是關注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二是經濟結構的完善。他認為，中國只有不失時機地推進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改革，才會使得中國“故事”完美地演繹下去。席勒當時預期，再過十五年，中國的經濟和世界的面貌會大不相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不會讓美國朋友席勒失望。

　　2 不要讓富有者被仇恨  

　　席勒非常關注中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拉大。他認為，無論是誰，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都不希望生活在一個貧富差距巨大的國家，尤其是這個差距被公眾視為是不公平的。如果周圍的人都對你的富有很憤怒，那么你即使是個富人，你的生活也了無樂趣。每一個社會，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有同樣的原則，那就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來自于人們可以平等地擁有財富。人們設置社會規范，在游戲規則內獲得財富，就可以使獲得的財富不被仇恨。我們所要實現的是，讓收入分配在多數人認為公平的范疇內進行。

　　3 中國政府應編制社會不平等指數  

　　席勒贊揚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但對中國社會出現的不平等現象十分關注。他建議中國政府應該根據社會不平等程度編制“不平等指數”。中國政府不應該強制為每個不同的稅收等級規定固定的所得稅稅率，而應該依據“不平等指數”擬定一個公式，根據稅前收入的不平等狀況，以及統計學測量手段規定不同程度的稅率。如果個人收入不平等狀況加劇，那么這種稅收制度會自動調節不同稅級之間的差額。席勒還具體提出了不平等指數的兩種編制方法：一種是使不平等差距逐漸縮小，直到其程度回歸到人們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種是將不平等程度封凍在當前的水平，使其不再惡化。后一種方式從政治角度考慮是最容易被接受的。這種方式編制出的指數，其目標是防止收入不平等的嚴重惡化。

　　4 為保持GDP增長應向人民發行生計保險  

　　2004年3月6日，席勒出席在北京舉辦的“金融創新與宏觀經濟風險”會議上提出了發行生計保險的建議。這是和人們的工資和收入相聯系的保險，因為人們最重要的風險就是關于他們的生計風險。這樣，可以保持人們對經濟增長創業的動力，這也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動力來源。保險還應該被拓展到家庭房屋價格的保險，比如說我們現在有火災險等，但是實際上這類險已經是非常原始的保險了，因為隨著管理的增強，這種風險會越來越小。而更重要、越來越大的風險是房屋價值風險，房屋價值的變化將會越來越厲害，這比火災險還重要。

　　5 應發行完全由政府承擔風險的證券  

　　席勒出席在北京舉辦的“金融創新與宏觀經濟風險”研討會時建議，中國應該發行一種風險證券，這種風險證券的價值要和中國經濟增長率相關，不僅與政府相聯系，而且這種風險都要由政府來承擔。他指出，這個建議的想法，大家聽起來可能覺得很激進，但是在有些國家早已實行了，比如阿根廷等。他們發行的這種證券和他們國家的GDP相聯系。這在中國也可以試行。

　　6 高房價泡沫很有可能會破裂  

　　2009年12月11日席勒應邀出席深圳一個房地產論壇，會上他指出，中國和美國房地產發展的情況大同小異，而且是異小于同。事實上，世界各國的房地產行為模式也是很類似的，在溝通、交往、人的行為模式表現等方面非常相近。從90年代以后，房地產市場的繁榮進一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引發了危機的出現。特別是在中國，2005、2006、2007、2008年房地產市場出現了非常熱的局面。在深圳、上海以及其他中國主要的城市買房，價格數倍于他們的年收入。美國加州用電腦分析房價和收入比，數字是8-10倍，我們都覺得太高了。現在一些高房價是由泡沫的心理所支撐的，泡沫很有可能會破裂。這么高的價格會讓人們都蒙受巨大的損失。我覺得現在的泡沫心理不會長期存在，會逐步發生改變。中國對于房地產的投資非常驚人，中國人應當避免過度樂觀的情緒，為自己找到更多的投資方式，以避免可能出現的風險。

　　7 政府不太可能“騙出一個好的均衡”  

　　席勒在中國說，政府的作用之一是改變人們的預期和提振人們的信心。政府是否可以通過廉價談話（cheap talk，即不付出任何代價的信息傳遞）來實現既定目標？席勒認為在很多情況下，政府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為公眾對經濟的基本面會有自己的認識，對政府故意做出的樂觀表態會有自己的理性預期，所以政府不太可能“騙出一個好的均衡”。政府必須做出一些切實的承諾，如實施經濟刺激方案，向經濟中投入實際的資源。所以，政治家應該說真話，履行自己的承諾，不論在經濟繁榮的時候，還是在經濟蕭條的時候都應該如此。

　　8 國有大銀行應淡化政府色彩  

　　席勒說他經常聽到人們抱怨大銀行：政府色彩太強，存款依賴政府的支持，又常因各種原因不發放貸款，價格機制也無法制定。長期看，中國是否需要國有大銀行的存在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短期看，如何使它們起到穩定中國經濟的作用也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席勒主張中國國家金融體制要創新，中國國有大銀行應該成為政府色彩較淡的金融機構，盡量減少政府對它們業務的干涉，但這個過程的轉變可能比較困難。這緣于向市場經濟轉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危機和問題也必然是大量存在的。他認為銀行混業經營是世界的趨勢。在歐洲，一些被稱作“綜合銀行”(universal bank)已經把這些業務都結合起來了；在美國，目前還是分業進行的，但趨勢是混業經營。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發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