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北京中高考改革“英語降分、語文升分”的舉措引發熱議。外語學習的“瘋狂浪潮”是否褪去仍有待觀察。然而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這種“弱化英語、強化國學”的舉措僅僅是教育教學方面的革新還是折射出中國人自晚清以來的主體性焦慮？漢語和英語之間是否存在難以跨越的語言鴻溝與國別壁壘？在詩歌式微的時代，公共語言使用的素養又當如何提升？帶著這些問題，時代周報采訪了著名評論家、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張頤武教授。

　　把學外語和本土文化傳承對立起來沒有意義 

　　時代周報：最近，北京中高考改革“英語降分、語文升分”，這一降一升引發了全社會的熱議和聯想，有人說這是一種倒退，有人說這折射了當代文化觀念的轉變，你對此怎么看？

　　張頤武：我覺得這個事情不宜也不必上升到中西文明這個高度，它還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把學外語和本土文化的傳承、中華文化的發揚這樣的問題對比起來，其實是一個沒有意義的事情。弘揚中華文化，或者建立我們的文化自信，這和學英語之間不是一個互相對立的關系，不是說學了英語，弘揚上就差了，或者說弘揚文化就要少學英語，這兩者之間也沒有一個因果關系。

　　學習英語，在一百多年來我們中華民族的奮斗中間，實際上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一直是中國現代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當年，從嚴復和林琴南開始大家做翻譯，比如，林琴南不懂英文都要做翻譯，就說明當時對外部世界是多么渴望。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間也出現了很多優秀的學者，比如說中西兼通的錢鐘書先生，他是外語系出身的，這并沒有妨礙他對中華文化的了解，反而有助于發揮跨文化的力量。所以，英語學習并不是一個壞的事情，我覺得社會應該有一個明確的共識。

　　時代周報：歌德說過一句話：“不知別國語言者，對自己的語言便也一無所知。”

　　張頤武：當然了，跨文化的理解必須要有多語言的能力、跨語言的能力。學英語這個事情沒有什么值得爭議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英語是世界性的語言，現在就是技術性的問題比較多。第一，中國人學得好多年還是“啞巴”英語，應考能力很強，但還不太能用，在交際時只能說一些最簡單的話，稍微復雜一點的用起來就比較難。這是我們要提高的，學了很多年效果不是很好，效率不是很高。當然，日本也出現這種情況，學習的熱情很高，但學習效果不是很明顯，張嘴的能力比較弱。第二，學英語搞成了一門心思只是學“英語”，其他的文化上的修養還不夠，自己的母語的情況很低迷，這種情況也的確存在。

　　但是，這些都不宜上升到文化沖突這樣的高度去解決，因為它本身不是一個文化沖突的問題，還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英語學得不好，效率不高大家有很多怨言，而且學生也有很多苦惱，包括學不好造成的苦惱，這個也是存在的。中國人學外語，有西班牙語、法語、德語等各種不同的小語種，最大眾的還是學英語。中國人目前的整個英語水平還是相當高了，尤其是年輕人，我看二十多歲的學生，有些人英語好得不得了了。

　　時代周報：總的來說，中國人對英語的學習是非常重視的，甚至是到了狂熱的程度，最典型的是李陽的“瘋狂英語”，因為從個人發展的角度來說，學好英語意味著更多的機會、更好的工作，甚至是更高的地位。

　　張頤武：對，培訓也比較多，因為國際交流需要它，需求量真的很大。所以，現在學英語還是人生中非常方便的一個事情，一個很有用的工具。所以我認為，因為英語學習的效果比較低迷，最近出現的試圖通過改革達到實際的交際能力的提高，運用方式的提高，是一件好事情。

　　我倒覺得，這個事情現在應多做技術性的探討，怎么樣對學生、對整個社會發展更有利、更方便，一些地方的英語考試的分數調整，其實是一些局部的探討。我覺得既不宜說這個事情完全不可行，也不宜說這個是未來的大趨勢，兩方面都不要這么極端，大家在嘗試中間做探討就好了。需要更多的改革，改得更實用、更好，不是僅僅為了考試，改得更有應用型，對交流、互動更有用，這個我覺得是需要的。第二個就是考試的改革怎么樣能更靈活？有彈性？因為北京的改革還比較有彈性，一次失敗了還有第二次。

　　時代周報：之所以出現這種“弱化英語、強化國學”的主張，這背后是不是反映出中國人自晚清以來的主體性焦慮。

　　張頤武：焦慮感原來就有過，我們一直有這種情況。因為中華文化或者是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中國文明過去在東亞或者是世界占據重要的位置，那么這一百多年來肯定是衰落了，也產生了很多文化上的焦慮。這個焦慮產生了兩個方向的結果，一個是過度自卑，覺得我們什么也不行，西方什么都好。另外還有一個極端，就是說我們就豁出去了，認為西方必然沒落、毀滅。

　　現在隨著中國國力上升，國民在上升中間的心態，一個是自我貶低，自我壓抑，一個是自我夸張，自我夸大仰視西方和俯視西方都有。這兩者都是夸大的，都不合適。現在我覺得還是需要平視的一個態度，就是理性地去看這些問題，不能著急，中國的崛起肯定給大家帶來了一個文化自信的上升，而且全球對中文的需求很明顯。我們就更加應該有一個開放的心態。所以，這個事應該把它變成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來探討，怎么樣把它變成更好？而不是把它變成一個意識形態或者是文化上的爭論，爭論不休，是沒有意義的。

　　時代周報：回到語言本身，回到技術層面，那么，我們不僅不應該把中文跟英語對立，而且應該看到，漢語與英文的交融。我們知道，現代漢語中很多的概念都是來自英文翻譯，漢語受到英語影響的程度其實很大。

　　張頤武：現代漢語是這樣的，現在日常使用的抽象概念，我們以為都是我們自己的，其實這些概念都是從日本借來的，主要是從19世紀末。因為日本人向西方開放比我們早20年左右，他們那時候翻譯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從拉丁文開始到英語、法語等這些語言里面的整個西方語言的抽象概念，都是日本的翻譯，比如說“本質”和“現象”、“抽象”和“具體”，比如說我們現在經常說到的“民主”的概念等，這些重要的搭建起我們抽象思維的概念，都是日本當年翻譯西方語言的時候用的，因為日本人那時候漢字的應用相當的普遍，所以我們基本上把它的概念借來。雖然這些概念大都是中國古代有的，但是這些概念都被日本巧妙地拿來翻譯西方的抽象概念，最后變成和抽象西方概念一一對應，并不是和我們古代的說法一一對應。我們很多語法都是跟西方的語法相當接近的，跟古代漢語的語法有很大的變化。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一方面，語言其實是開放的，其實有彈性的。但是另一方面，語言有它的傳承，不能有過度的變化。既不能太保守，也不能太激進。總體上看，現代漢語其實受西方語言的影響很多，但是英文語言里面也有不少漢語的借詞，因為中國綜合實力提高了，一些詞是用中文的借詞，也很普遍。所以總的來看，我覺得全球文化帶來的文化交流其實還是有利于語言的活躍。

　　中國精英階層缺乏語言自覺 

　　時代周報：剛才你提到一點很重要，現代漢語中的抽象語言其實是日本人“代譯”的，那么，我們漢語語言內部是不是至今尚缺乏一個對抽象概念體系的梳理工作，比如在概念的精確性和邏輯性方面。

　　張頤武：中文的現代漢語，或者是中文中間的抽象概念，模式已經基本上定型了，因為一百多年了，形成了一些公認的方法，一個是約定俗成的，另一個是規定的。其實從漢語的角度來看，三個地方用漢語，一個是中文的主體，就是我們大陸，還有臺灣，還有香港、澳門地區和海外華文社區，這個地方相比之下還是我們的翻譯比較規范，我們其實比港澳臺灣做得好一些，這個是客觀來說。有時候覺得我們的人文傳統積淀不夠，其實我們在這方面運用西方的元素比他們要大膽，他們是保持傳統的東西偏多，我們的現代漢語是比較純的現代漢語，抽象概念其實由于中國的大陸運用比他們還要普遍，我們翻譯的規范性比較強。當然，現在還可以再進一步地探討，抽象概念的運作基本上還是可以的，夠用了，因為現在不斷有西方新概念的探討，但是總體上這些概念還是需要繼續梳理研究，總體上我們基本夠用了。

　　時代周報：就漢語語言本身的使用狀況來看，不管是大眾層面，還是所謂的精英層面，是不是缺乏一種語言自覺或者是語言敏感性？我們在公共語言的使用中還是比較粗糙，比較標簽化。

　　張頤武：我們的語言基本功比較弱，有時候看到一些毛病或者是問題也不知道，這些問題其實很嚴重。公共語言的使用上無論是英文、中文都有很大的問題，詞不達意，包括產品說明書的介紹，非常重要的東西到很多文件，到日常很多人的交流，寫E-mail都有很大的問題，這些是語言的修養、素養還是很弱。識字率是提高了，極大地提高了，現在基本上大家都認識字，這個是極大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大家運用語言的能力還是比較弱，這個我覺得是素養的問題。語言的素養其實是一個大問題，提高了素養其實就是文化自覺、語言自覺重要的一步，通過語言素養達到文化素養。在語言的修養這個方面中國人普遍意識比較薄弱，這個有待提高。所以我們整體的語言素養的提高是長期的任務，無論是哪一種，學外語的要繼續加強， 學中文的更要繼續加強，這兩者都要加強，不是說哪一種要削弱。目前，中國各個行當的語言都是十分乏味的，精英不夠精致巧妙，大眾不夠生動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