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庫克向本報記者表示，雖然社會保障及如何實現“雙贏”政策已開始受到關注，并逐步融入到以市場為導向的綠色經濟機制中，但當前仍需進一步將社會、經濟、環境政策緊密結合，使之起到協同互補作用。 

　　近年，極端氣候與環境災害越來越受到各國政府和研究者關注。然而，盡管從社會科學角度對環境問題的探討有著悠久的傳統，但相對而言，自然科學的視野和方法仍然是主導的方面。

　　11月15日，在法國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聯合發布了一份名為《2013年世界社會科學報告：變化中的全球環境》（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2013: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s）的報告。報告呼吁，對于全球環境與氣候變化的探討，應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建立“可持續學” 

　　報告指出，環境與氣候變化中存在很多人類行為因素，然而社會科學在全球環境與氣候變化研究中卻處于邊緣地位。社會科學需提高對環境變化中人為因素與影響的研究效率。

　　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主席奧利弗·施薩那（Olive Shisana）認為，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人類行為對環境與氣候變化都有很大影響，而人們的行為又與其所在國家選擇的發展模式有密切關系。因此，環境與氣候變化同人類行為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

　　報告認為，環境與氣候變化同人類面對的其他危機緊密相連。社會科學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水資源、土地、能源等問題，而是社會轉型問題。報告建議建立新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即“可持續學”或“轉型科學”，用以探究如何回應社會轉型問題。

　　報告稱，目前全球社會科學在環境與氣候變化調查、研究、資金籌集等方面能力參差不齊。有些國家對全球環境與氣候變化的社會科學研究重視和支持程度仍有欠缺。

　　氣候科學應更具包容性 

　　如今，很多自然科學家已經意識到與社會科學家合作的必要性，如果不考慮社會和實際因素，不考察人與社會的變化，僅停留在自然科學層面的研究，將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科學家作出的預測要落在實處，就需要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相結合。“當前，很多壓在自然科學肩上的重擔落到了社會科學的肩上，因此各領域專家應開展密切合作。”國際社會科學理事會執行主任海德·海克曼恩（Heide Hackmann）如是說。

　　《科學》官網11月8日發表文章《氣候變化的困境：科學的適用性》（Climate Change Hell and High Water: Practice-Relevant Adaptation Science）稱，雖然自然災害頻發、海平面上升等問題已引起人們的重視，開展相關的針對性研究成為必然選擇，但人們忽視了如何使科學界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都更好地參與其中。如果沒有恰當的研究作為橋梁，決策的傳遞、理解，解決方案的推進都將受到阻礙，人們將無法針對環境與氣候變化做好準備。

　　文章作者之一、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氣候科學專家菲利普·莫特（Philip Mote）表示，“未來我們需要做的是使氣候科學更具包容性，將私營部門、資源管理者、高校、決策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囊括進來。讓他們了解我們的研究，同時也讓我們了解他們優先考慮的問題及決策過程。”為此，可以從四點出發，第一是了解制定適應環境與氣候變化政策所需的信息；第二是確定環境與經濟進程中的薄弱環節；第三是將預測式的氣候模式完善為可以解決具體問題的模式；第四是提供技術、管理及政策選擇。

　　自由化市場影響政策推進 

　　關于社會科學在環境和可持續發展中的角色問題，社會科學家認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通過社會政策影響人類行為。

　　11月4—5日，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50周年紀念大會在芬蘭召開，會議主題為“社會政策新方向：邁向社會可持續發展”。會議將目光鎖定在環境與商貿可持續發展問題。

　　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沙琳·庫克（Sarah Cook）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如今人們已經達成普遍共識，面對當前的全球環境挑戰需要一個重大的轉變，但人們對于這種轉變的理解存在很大爭議。例如，決策者應做出哪些制度上的調整和改變，什么才是決定性的因素，等等。雖然社會保障及如何實現“雙贏”政策已開始受到關注，并逐步融入到以市場為導向的綠色經濟機制中，但當前仍需進一步將社會、經濟、環境政策緊密結合，使之起到協同互補作用。

　　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曾發布名為《綠色經濟的社會維度》（Social Dimensions of Green Economy）的報告，提醒綠色經濟在實施過程中，可能會對低收入的弱勢群體造成負面影響。例如，巴西、印度及印度尼西亞等國大力發展生物燃料生產，增加低碳能源來源，但這卻對糧食生產及當地民眾的利益造成了影響；英國及很多發達國家提高能源稅收，加重了低收入家庭的日常開銷等。

　　庫克分析稱，在再分配過程中，充滿自由化的市場定價和資源分配通常有利于那些購買力強的人群和地區。在這種自由化的模式下，企業利益將成為左右變革的主導，而這通常會對那些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政策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改進制度和社會經濟手段，促進公平的綠色經濟發展成為必要。這也對宏觀經濟、政府管理、體制機制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