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指出，《決定》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是對財政職能作用的重要論斷。我國現行財政制度中，存在一些與現代國家治理、與改革要求不相適應的地方。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有何深意？樓繼偉說：“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就是要通過改革，使預算管理體制更加科學、有效，稅制更加公平、規范，同時要合理確定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與支出責任。”

　　1、“明確事權”：透露啥信號？  

　　不搞行政審批，采用地方答辯、專家評審等競爭性手段分配財政資金——最近，河北石家莊、遼寧鐵嶺等10個城市獲批成為“2013年節能減排財政政策綜合示范城市”。但是，與以往示范城市由中央部門內部敲定不同，此次參評的城市必須提交完備的減排方案，由市長帶隊進行答辯；而評審專家是評審開始一個小時前才接到電話。這10個城市是經過兩輪公開競爭、專家答辯后，才由專家評審確定的，跑“部”“錢”進的傳統做法在這個項目上幾乎沒有可能。

　　在業界看來，此次中央財政資金分配方式小小的改變，釋放出了財稅體制改革提速的重要信號。在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看來，三中全會提出要“明確事權”“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這些表述的背后蘊含了“錢由誰來花更合理”的問題。

　　長期以來，就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央拿錢多，而辦事兒少，地方拿錢少，但是辦事兒多。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借由一組數據指出，當前，中央和地方職責交叉重疊，共同管理的事項較多，這種格局造成目前中央財政本級支出只占全國財政支出的15%，地方實際支出占到85%。“這說明，很多該中央管的事情中央沒有直接管理，委托給了地方去做，再通過專項轉移支付給地方提出要求，客觀上會不同程度地干預地方事權，地方往往也沒有動力做好不適于地方承擔的事項，造成行政效率偏低。”樓繼偉說。

　　現在中央本級支出占全國總支出的15%，這個比例在全世界都是非常低的。樓繼偉又使用了一組數據：“一般的現代大國，中央的本級支出超過50%，我們相比很低。就說明很多事情，該中央管的事情，管得少。”樓繼偉說，未來，在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的同時，我國將結合稅制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

　　“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責任，上移部分支出責任和事權，成為今后改革的方向。”劉尚希說。

　　2、公開透明：預算怎么改？  

　　按照省級預算審查工作流程，廣東省人大財經委于每年11月下旬或12月上旬組織部分省人大代表視察該省財政工作，對下一年度的預算安排提出意見和建議。但因此時預算草案往往已基本成型，反映意見后只能做出局部調整，無法充分體現群眾的心聲和訴求。就此，繼今年廣東省人代會提前一個月發放預算草案報告后，近日該省再次改進預算監督方式——提前3個月介入預算編制，強化財政預算監督實效。這在廣東尚屬首次。

　　在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劍文看來，在政府將預算報告草案提交人大之前，由人大代表對政府部門的預算提前介入審查，這種嘗試對于發揮人大“盯緊錢袋子”的作用，具有關鍵性意義。

　　在很多財稅專家看來，預算的公開透明至少有兩個方面值得關注，一是財政資金的使用要向民生傾斜，二是建立對預算的民意表達機制。

　　當前，如何用制度約束財政分錢，解決專項轉移支付名目繁多、資金多頭下達分散使用等體制頑疾，已成為下一步財稅體制改革的難題之一。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指出，當前我國雖然實現了編制四本預算的全口徑預算，但管理辦法各自有差別，政府基金預算表面是一本預算，實際更像是政府部門的私房錢，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也繼續加大統籌使用力度。下一步，必須規范政府預算制度，實現全口徑預算的公開透明。

　　此次，《決定》明確指出，“審核預算的重點由平衡狀態、赤字規模向支出預算和政策拓展。”專家表示，這是預算程序的一項重大變革。對此，楊志勇表示：“過去審核預算既關注收入也關注支出，其實收入預算更多的是‘預測’，受到經濟下行等因素的影響，收入常完不成，因此，未來更多將關注支出，并且關注支出是否體現了相關的政策。”

　　樓繼偉表示：“未來，預算制度改革將把重點放在三個方面：一是改進年度預算控制方式，二是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三是實施全面規范的預算公開。”

　　3、稅制改革：百姓影響幾何？  

　　日前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財稅體制改革成為重要看點之一。在完善稅收制度方面，《決定》提出了個人所得稅、消費稅和房產稅等方面的改革措施，而這些稅種均與百姓生活有著密切聯系。專家分析稱，稅制改革在保持總體稅負穩定的同時，也將使個體間的稅負更加公平。

　　《決定》提出，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個稅改革現階段越來越迫切，是因為很多人的收入越來越多元化。一般工薪階層的工資收入所得由單位代扣代繳，而高收入者除了工資外，還有房產租賃、股息紅利等收入，征管難度較大。這不利于收入公平分配。”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說。

　　目前，我國個稅占稅收總收入的比例約6％，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指標多在30％以上。個稅改革后，富人階層的稅負可能有所增加，這符合《決定》中“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的方向。“為了穩定稅負，直接稅比重上來后，增值稅等間接稅的稅率就可以降低。間接稅暗含在商品價格中，主要承擔者是普通消費者，其稅負降低是對百姓的一大利好。”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認為。

　　此次，《決定》提出，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環節、稅率，把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對此，胡怡建認為：“一些生活性服務業態逐步趨向高檔化、奢侈化，如高檔娛樂消費、高級家政服務和高檔體育休閑服務等，也可以成為消費稅征收的對象。”

　　據了解，我國主要的18個稅種中，通過人大立法的僅有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車船稅等少數幾個。“房地產稅作為財產稅，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利益，各方分歧較大。不管最終定出的方案如何，在制定環節理應通過立法集思廣益，在全社會形成改革共識。”張斌指出，此次《決定》提出，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這表明從以往的“房地產稅改革”到“房地產稅立法”，我國財稅體制出現了重大變化。

　　具體到房地產稅的改革方向，張斌指出，房地產稅其實是一個綜合概念，既包括房產稅，也包括土地增值稅、土地使用稅等相關稅種。未來，完善房地產稅應立足于“公平土地稅負，強化保有環節”，在推進個人住房房產稅試點之外，還應下調過高的住房用地稅負，簡并流轉交易環節稅費，重點發展保有環節房地產稅，對投機性住房實行高度超額累進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