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治國理政新理念，這是對十八大提出的“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理念的創新和發展。從“社會管理”上升到“國家治理”，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時代脈搏、探索執政規律的基礎上治國方略的重大創新。這個重大創新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以互聯網為引擎的經濟全球化、世界一體化、社會網絡化時代的到來。因此，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必須運用好互聯網和新媒體。

　　用好新媒體必須建起政民溝通的橋梁。當下，新媒體已經改變了人們固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正在重塑人們的道德觀念和精神價值，尤其是社交媒體和移動互聯網由于其較低的進入門檻和更為方便、快捷、自由的空間，大大拓寬了大眾獲得信息的渠道并降低了獲得信息的成本，使之成為大眾生活和工作的首選。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務必運用新媒體建立一個常態化的政民互動機制，利用新媒體在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搭建起一個良好溝通的橋梁。這個橋梁應當是多姿多彩的，它包括電子政務、網絡問政、政務微博、政務微信等多種渠道和方式，目的是充分了解民意，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同時宣傳政策、動員民眾，與人民群眾建立良好的互動、互信、包容、合作關系。政府必須以尊重群眾的知情權、保護群眾合法的利益訴求，遵循信息傳播規律，順應時代特點，以新的姿態面對新媒體及其受眾，從而鞏固和擴大群眾基礎，防止執政基礎流失。

　　用好新媒體必須塑造政府良好的網絡形象。在網絡不發達的時代，政府是“養在深閨人未識”，網絡化時代的政府已經變成了大眾舞臺上的演員，這個時候就要求政府要利用好網絡平臺樹立自身良好的形象，而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一是要建立整體性回應機制。在這方面要充分整合相關行政資源，有條件的情況下要聯合社會團體、意見領袖、各新媒體終端組織等建立跨機構信息處理機制，要形成黨委統一領導、統一部署，政府協調共管的體制機制，實現政府在新媒體時代的整體性治理模式。二是要加強新媒體法律法規建設。盡快完善基于新媒體的相關法律法規,可以通過司法解釋，將規范現實社會行為的法律法規延伸到新媒體上，對政府、企業、公民個人的網絡行為進行明確地界定和說明。政府還要加大對于新媒體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宣傳和教育力度，讓每個公民了解身處新媒體時代需要遵循的行為準則，為維護政府公信力打好基礎。三是完善有效的監督機制。要樹立良好的公信力就必須讓公眾對政府進行有效的監督。要由過去“封”“堵”“壓”的模式，轉變為鼓勵、溝通、協作的模式。四是完善信息公開制度。新媒體提高了公眾參政議政、進行公共權力監督的意識與能力，對原有執政環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政務公開”的本質內容將變得更加公開、更加透明。因此我們要把政務公開做的更加到位，首先要健全和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新聞發布會也不能僅僅局限在重大突發事件上，對百姓關注的民生問題，也要經常進行答疑解惑；其次要健全和完善聽證制度，真正使其發揮增強政民溝通、緩解社會矛盾、提升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形象的積極作用。

　　用好新媒體必須提升對新媒體的輿情監控能力。提升對新媒體的輿情監控能力最有效的方法，一是建立專業的民意調查機構，確保在第一時間及時報送事態發展情況或是持續跟蹤人們思想情緒的波動變化，多渠道、多角度、多側面掌握群眾的思想反應。二是在調查數據的基礎上分析研判處理輿情熱點敏感問題，找出癥結問題，對癥下藥，強化對網絡文化的分類指導，根據不同的網絡文化形式實施不同層級的監控，及時發布權威信息，掌握新媒體輿情發展。三是探索新媒體“柔性監管”。利用網絡技術對互聯網上的有關信息進行剪裁和整理，創造條件培養一批思想進步、技術嫻熟、粉絲眾多、弘揚正能量的網絡用戶充當上級“管理員”，用他們來影響和帶動網民，等等。

　　治理首先是全球化的產物，同時更是網絡化的產物。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主體的多元化、網絡化，主體間具有互動性和包容性。從農業社會的統治，到工業社會的管理，再到信息社會的治理，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統治是運用強制性手段迫使他人去遵守社會秩序。管理是指通過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及創新等手段實現社會秩序目標。管理雖然比統治有所進步，但是仍舊不能擺脫控制性，不能實現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良性互動。國家治理可以說是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應運而生，它所強調的是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協商、包容，目標是實現從政府一元化的命令式管理，到政府與社會民眾的上下互動的共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既包括理念的現代化，也包括技術的現代化，同時也包括手段的現代化。因此，在這種形勢下，互聯網無疑就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備平臺和手段。這個平臺打造得好，運用得好，我們就可以構建一個科學合理的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