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的歷史觀》，莊振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52.00元

　　這種“讓文本說話”的扎實學風值得贊譽。與此相得益彰的是，本書在理論探討上成績斐然。對黑格爾思想的重構與評判，都可以說是系統、深刻、新見迭出。 

　　眾所周知，黑格爾哲學體系的一個鮮明特色就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而黑格爾的思維方式，如恩格斯所盛贊的，以“巨大的歷史感”作為其基礎。這在很大程度上凸顯了歷史哲學在黑格爾體系中的重要位置。毫不夸張地說，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德國古典哲學乃至西方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節點。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代漢語哲學界中，黑格爾歷史哲學的研究卻顯得有些“門庭冷落”。除了薛華先生(《黑格爾對歷史終點的理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和舒遠招教授(《理性與激情——黑格爾歷史理性研究》，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等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比較系統地進行過探討之外，最近十多年來并無專門的研究成果問世。現在，隨著莊振華《黑格爾的歷史觀》的出版，這種缺憾終于得到了彌補。鑒于黑格爾歷史哲學的重要性，筆者反復深入地閱讀了這本著作，深感這是一部黑格爾歷史哲學研究的優秀新作。

　　《黑格爾的歷史觀》立足于1968年以來出版的歷史檢正版黑格爾全集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melte)，參考了理論著作集(Theorie)，特別是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講演錄，還參照了新近出版的由Klaus Vieweg編輯的黑格爾1830/31年最后一次講演筆記等諸版本，對文本進行了精細深入的考察，展開了一種真正的原典研究。本書還充分吸收了現當代德國哲學家詮釋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成果，對狄爾泰、拉松、海德格爾、伽達默爾、洛維特、耶施克等數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做了極為豐富的引證與討論。無論是解讀經典文本，還是處理代表性的研究資料，作者都顯得準確到位、游刃有余，展現出了出眾的學術功力。這種“讓文本說話”的扎實學風值得贊譽。與此相得益彰的是，本書在理論探討上成績斐然。對黑格爾思想的重構與評判，都可以說是系統、深刻、新見迭出。限于篇幅，筆者將只對本書哲學特質最為突出的三個方面進行簡要述評。

　　第一，《黑格爾的歷史觀》具有突出的問題意識，并從新的思想視域出發解答了問題。本書開篇即提出“歷史是必然的嗎?”這樣一個基本問題，并給出了黑格爾的回答:歷史具有實踐的必然性，而且至少就西方文化的歷史性存在而言，是按照《邏輯學》中所揭示的必然性而發展的。這一問一答就自然地引出了黑格爾歷史觀的兩個核心概念:絕對精神與時間。如作者所總結的，“世界歷史是絕對精神在時間中追求自我認識的過程”(第10頁)。如何理解絕對精神的時間性?這構成了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內在線索。這也對應著柏拉圖以來西方形而上學追問的基本框架，即永恒必然的本質與處于時間變化中的現象的二元模式。本書認為，黑格爾的時間觀以“絕對的當前”為重心，每一向前的當前瞬間，都是過去B現在B未來三維整體的統一，是絕對精神在世界中的整體存在和對自身的概念性把握;絕對精神既內在于歷史，又是超時間的。換言之，絕對精神的意義必須在時間中才能表現出來，每個時代都有其特定的精神或自我意識的頂點，并作為“絕對的當前”指向永恒。從這種時間與絕對的關系出發，就可以理解歷史的必然性。這也使黑格爾歷史觀區別于常規的(強調返回根基或過去的)“本原論”或(側重未來救贖的)“末世論”。可以看出，黑格爾的歷史觀在一定程度上已突破了傳統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模式。這種解讀黑格爾的思想視域帶有濃厚的海德格爾色彩:正是借助于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相互勾連的洞見，黑格爾的歷史觀得以在一個絕對與時間互為解釋的新的思想空間中呈現出來。同樣是基于海德格爾(及其后學)對于形而上學歷史發展內在機制的洞見，本書從一開始就點出了黑格爾歷史觀的限度:該歷史觀得以成立有兩個前提條件，分別是現代以來主體主義的權力控制格局和追求終極根據的趨向。這兩個條件是現代主體形而上學才具備的的基本特征，無法在所有的時代和地域都獲得滿足。由此，作者認為，黑格爾的歷史觀大體上可適用于近代西方世界，在較弱的意義上適用于古代和中世紀，但基本上不適用于東方世界。上述見解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第二，《黑格爾的歷史觀》以一種典型的黑格爾的方式，即歷史的與系統的陳述有機結合、或者說歷時的與共時的敘述有機結合的方式，重構了黑格爾的歷史觀。這不僅生動再現了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基本問題及其解答的內在理路，即歷史的就是邏輯的，也體現了黑格爾所主張的哲學史與哲學具有統一性的理念。

　　從歷時的角度看，本書對黑格爾歷史觀的發端，即從維柯以降的，特別是康德、赫爾德、費希特等人的歷史哲學思想，進行了準確刻畫。作者總結出啟蒙、康德B費希特、赫爾德三種類型歷史觀的特點分別在于:第一種立足于抽象的知性強調線性的進步，第二種以觀念論的形態強化了抽象性，第三種雖對歷史性有了自覺，卻陷入了主觀任意性。這種梳理有效地展現了黑格爾如何繼承與超越了前人，即“黑格爾是第一位將哲學與歷史全面結合的哲學家，第一次真正打通了生命和思想”(第85頁)。這既把黑格爾置入了近代以來歷史意識創生的大背景之中，又彰顯了黑格爾思想的獨特性。對于黑格爾歷史觀本身的發展與成熟，本書也做了發生學的考察，將之區分為早年、耶拿前期、《精神現象學》時期、《邏輯學》、后期講演錄五個階段。對各階段思想的敘述不乏新意。

　　從共時的角度看，本書對黑格爾歷史觀中自由、世界歷史個體、世界歷史民族和歷史終結論這四個基本論題進行了深入的解析。筆者認為，作者選取這四個主題，并非偶然之舉，而是出于思想的嚴格性要求。這四個主題恰好構成了一種歷史觀完整的結構:歷史的本質(是什么)、歷史中的行動者(誰)、歷史的具體行程(如何)、歷史的目的(走向何方)。其中值得關注的是本書對黑格爾個體觀本來面貌的澄清。在剖析了“偉人創造歷史”和“人只是歷史的工具”這兩種對黑格爾個體觀的兩種流行見解之后，作者對兩者進行了綜合的揚棄并最終說明:個人與歷史是互為條件的。最值得關注的是本書對歷史終結論的考察。作者區分出了四個層次:第一，在經驗或事實意義上，黑格爾認為具體事件的發生不會終止;第二，政治哲學層面，黑格爾不主張歷史發展的頂點是普魯士政制;第三，在存在論層面，對應于以絕對的當前為中心的時間觀，世界歷史的“每一瞬間都有未來向度，但與此同時，每一瞬間都可能是一次終結，因為每一瞬間都是絕對精神回到自身的一次努力”(第196頁)，這意味著黑格爾歷史觀的基本傾向是“追求中點和通過歷史實現與展開現實性”(第202頁);第四，黑格爾代表了形而上學時代的終結，即形而上學作為一種存在方式已經自我完成，但這并不意味著一般時代的終結。可以看到，上述前三個層次是對黑格爾歷史觀的澄清，特別是第三個層次，構成了黑格爾“歷史終結論”的真義;而第四個層次則跳出了黑格爾哲學的視域，在(海德格爾所闡釋的)存在史的層面，審視黑格爾的歷史觀與形而上學歷史的關系，向當代的思想者提出了在后形而上學時代如何進行哲思的課題。

　　第三，《黑格爾的歷史觀》體現出難能可貴的批判意識與超越精神。從事哲學經典的研究，或對大哲學家進行詮釋，容易陷入被經典或大哲學家牽著走的情況。研究者也許可以入乎其內，卻不容易出乎其外。本書卻同時做到了兩者。考慮到黑格爾哲學思辨的深刻與艱澀，這可以說殊為不易。就對黑格爾思想的把握而言，作者把黑格爾的歷史觀貼切而獨到地命名為“邏各斯進步論”。這是一種以古希臘目的論為底色的進步論，主張一切事物具有歷史性，歷史性的運動是邏各斯不斷以“終結”的方式回到自身;其中邏各斯意味著融古希臘目的論、中世紀上帝主體論和近代主體主義為一體的實體，或作為主體的實體;進步論則預設了亞里斯多德式的潛能B實現的目的論結構，進步就是實現自身或向自身的深入，而非線性的前進或提高。邏各斯進步論是目的論、主體主義形而上學和進步論的結合。

　　在準確定位黑格爾歷史觀的基礎上，作者敏銳地指出:這種歷史觀具有(現代思想在古代與中世紀面前的自我)辯護和(從古至今的目的論的)貫通兩個層次;這兩者有時無法協調，恰恰凸顯出該歷史觀的限度。以黑格爾對于東方的貶低態度來說，黑格爾始終將東方看做“沉陷于自然之中的存在”，認為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缺乏靈魂與精神，形同“生來就適合受奴役的木偶”;黑格爾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狹隘觀點，與其說表明了東方歷史的限度，不如說表明了以邏各斯進步論僵硬地對待一切歷史是成問題的。換言之，黑格爾歷史觀的適用范圍是有限的。對于西方歷史，黑格爾的態度則是日耳曼中心主義的，他以絕對觀念論(即日耳曼心靈)的視角看待古代世界的內在矛盾，把古代歷史看做主體性的運動，把普羅泰戈拉解釋為不成熟的康德，把蘇格拉底的教導解釋為從主體出發來規定自我。這是不恰當地將古希臘哲學主體化了。這才產生了現代(主體主義)思想在古代思想面前的自我辯護問題。可見辯護問題實際上彰顯了黑格爾主體形而上學的限度。

　　再如，邏各斯進步論主張歷經變遷的是同一主體，進步意味著這一主體在不斷成長。但是，這種主體的同一性，即古代、中世紀、近代，甚至包括東方，都作為同一絕對精神之表現這一點，卻值得懷疑。問題是:我們還面對著同樣的形而上學主體嗎?或者說，黑格爾的思想是否終結了形而上學時代?本書認為，從黑格爾歷史觀的效應看，現當代(歐陸)的各種歷史理論大都以黑格爾的歷史觀為前提，正是因為黑格爾已經窮盡了形而上學的可能性，后人的思考只能以批判形而上學為前提，在此意義上，黑格爾終結了形而上學時代。但就當代人的思考只能從這一語境出發而言，這也意味著形而上學終結這一事件仍在發生之中。作者最后提出，西方形而上學最深刻的形態，正是在黑格爾哲學中才得到充分表達的主體主義，相應地，當代人的根本問題是:如何走出黑格爾式的絕對主體?現代西方哲學以反叛主體主義為鵠的，聲稱“上帝死了”，“主體死了”，“絕對精神不存在”，但至今仍未找到真正突破主體權力模式的出路，也許非西方的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能提供一些新的可能?

　　這樣，《黑格爾的歷史觀》由問題開篇，又以新的問題收尾。本書不僅對黑格爾的歷史觀進行了嚴謹而富有新意的解讀，更提出了當前哲學思考的新問題。全書理論視野開闊、觀點新穎、結構嚴謹、敘述流暢，是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當然，本書也有遺珠之憾:比如從思想效果史的角度來看，卡爾·波普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等著作中對黑格爾歷史觀的批判，是黑格爾哲學所遇到的最尖銳的挑戰之一，本書未作回應。但這決不抹殺本書的重要意義。如果我們在當代漢語哲學發展的語境中來看，《黑格爾的歷史觀》所體現出來特質，無論是沉潛于原典的學術精神，還是從當代哲學視域切入基本問題的思考模式，都是極為寶貴的。這應和了當前哲學界一種嚴肅的進行文本與思想積淀的努力——鄧曉芒教授對康德的“句讀”系列(《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奠基>句讀》)和張汝倫教授對海德格爾的“釋義”(《<存在與時間>釋義》)，都可說是這類工作的代表。漢語哲學中原創性思想的發生，必定是奠基于這類厚重的努力之上的。筆者相信，這也是未來可以期待于《黑格爾的歷史觀》一書的作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