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下大力氣改革“計劃學術”、“審批學術”的學術管理體制，革除學術評價的“數量化”——

　　課題申報“一女二嫁”，當休矣

　　近年來科研課題申報中出現的“一女二嫁”現象，是指同一申報者的同一課題重復申報，形成同一課題既是省級（或部級）課題、又是國家級課題的不正常（不正當）現象。實際上，“一女二嫁”并非最嚴重的現象，還有不少“一女三嫁”、“四嫁”乃至更多“嫁”的現象，筆者看到最多的一項成果是“一女六嫁”（代表該成果的著作標明為校級、某基地、某重點學科、省級、部級、國家級等等）。不過，筆者在此按照學術界約定俗成的表述方式，將“一女數嫁”稱為 “一女二嫁”（這里的“二”實際是泛指，既指“二”，也指“多”）現象。為什么在科研課題申報中會出現“一女二嫁”現象呢？這有多方面的原因，筆者認為，學術管理的“計劃化”、學術評價的“數量化”、學術研究目標的“利益化”三者形成的合力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原因。

　　學術管理的“計劃化”

　　學術管理的“計劃化”是導致科研課題申報中的“一女二嫁”現象產生的最重要原因。我們當今社會的經濟越來越市場化，可學術卻在沿著相反的方向走，即越來越“計劃化”。現在高校的“項目（課題）計劃”、“人才計劃”、“研究基地（平臺）計劃”、“工程計劃”名目繁多，讓人眼花繚亂。而上述所有的種種“計劃”中都包含有課題。學術管理界對學術進行管理的過程和目的，仿佛就是對“計劃學術”的種種項目（課題）進行“行政審批”，于是“計劃學術”、“審批學術”、“政績學術”就成為自然而然的東西了。“計劃學術”注重的是“計劃”、“審批”和“政績”，而對學術本身并不重視。

　　因為在“計劃學術”的控制和指揮下，人們注重的是所獲得“計劃”的“多”與 “少”和所貼“行政級別標簽”的“高”與“低”，而對于課題的實際內容和水平已不再在意，或者說已無暇顧及。正是這種“計劃學術”、“審批學術”、“政績學術”，為科研課題申報中的“一女二嫁”現象提供了根本性的前提、基礎和土壤。

　　學術評價的“數量化”

　　學術評價的“數量化”是導致科研課題申報中的“一女二嫁”現象產生的又一重要原因。受“計劃學術”、“審批學術”等學術管理體制的制約和影響，現在我們的學術評價明顯地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過分重視學術評價，以致本末倒置，對學術評價的重視大大超過了對學術研究本身的重視，已經走到了學術研究被學術評價牽著鼻子走或者說是學術研究被迫去迎合學術評價體系的荒唐程度。二是在具體的學術評價行動中過分量化，讓量化走向了極端，給人的感覺是：學術評價就是量化，量化就是學術評價；學術水平就是數字，數字就是學術水平。在學術管理界的眼中便是：學術統計數字就是政績，政績就是學術統計數字。因為“一女二嫁”可以輕而易舉地使數字由“一”變成“二”、變成“三”、甚至更多，使數字在學術評價（學術評比）中成倍（甚至成數倍）地增長。這樣，上述這種學術評價中的病態的“數字崇拜”便不可避免地會催生出科研課題申報中的“一女二嫁”現象。

　　學術研究目標的“利益化”

　　學術研究目標的“利益化”是導致科研課題申報中的“一女二嫁”現象產生的第三個重要原因。在“計劃學術”和學術評價“數量化”的裹挾之下，出現了學術研究的異化，那就是混淆（甚至可以說顛倒了）本與末的關系。就是在學術研究行動中舍本逐末，即學術研究由“追求真理”（本）被異化為“追求指標”（末）。在學術研究目標“利益化”的驅動下，學術單位和學者個人（我們暫且還稱其為“學者”吧）結成了共同的利益聯盟，自然而然地會高度一致。因為“一生二（甚至更多）”（即科研課題申報中的“一女二嫁”現象）對于學術單位來說，可以讓體現政績的“數字”得到提升；對于學者個人來說，不僅可以證明自己的“學術水平”上升，獲得學術榮譽，而且可以獲得看得見的、直接的經濟利益（現在職稱、待遇的提高基本上都與科研課題的數量密切相關）。

　　據筆者所見，在科研課題申報中還有一種隱性的“一女二嫁”現象，那就是有些申報者將同一課題換用不同的題目進行申報。這些申報者所申報的多個不同級別的課題，如果單從題目上看仿佛是不同的課題，但從實際內容看則是同一個課題。現在，人們已經開始注意到了科研課題申報中的“一女二嫁”現象，并開始想辦法阻止其發生，但在現實中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因為這些“辦法”只是治標。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要治“本”，必須下大力氣改革“計劃學術”、“審批學術”的學術管理體制，必須下大力氣革除學術評價的“數量化”。

　　（作者為湖南理工學院院長、《云夢學刊》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