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國經濟必須邁過這道坎

　　馬年前夕，記者專訪了袁志剛教授，聽他分析預測中國經濟的短期與中長期。訪后感想：“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馬年中國經濟還不能馬上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經濟轉型升級，得先過幾道坎，邁過去，中國經濟將迎來新的黃金期。 

　　十八屆三中全會定調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的研究認為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中長期看好，短期困難，原因是什么？ 

　　袁志剛（以下簡稱“袁”）：外部條件，美國經濟復蘇，帶動全球回暖；國內，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未來發展道路定調，加上上海自貿區這塊改革試驗田。這些影響糅合在一起，從長期看，經濟轉型升級的道路是非常好的，比較遺憾的是這個轉型升級晚了十年。 

　　記：這條道路具體是怎么走，通向哪里？ 

　　袁：簡而言之，就是讓市場發育，讓市場發力。 

　　在對外發展戰略方面，十八屆三中全會深刻指出中國經濟將面臨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需要采用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來更好結合的方式，通過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由此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從而實現以開放促改革的發展目標。具體措施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放寬投資準入，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擴大內陸沿邊開放的三大具體舉措。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外發展的表述可以看出，中國對外開放發展目標，肩負著兩大任務，一是經濟層面，必須促進中國在新的全球化形式下，獲得新的國際競爭優勢；二是政治層面，需要通過進一步開放的方式，來促進國內改革的推進。這兩大任務將采用市場化的手段來實現，通過促進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動，由市場來發現和決定中國經濟比較優勢所在，并因此使中國經濟獲得新的發展動力，也使中國改革能夠全面而系統地得以完成，最終實現中國經濟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戰略目標。 

　　中國未來所面臨的新外部發展環境，將是一個產品要素流動更為自由、競爭更為激烈的市場環境。在新的發展環境中，中國仍舊需要通過勞動要素、土地要素等經濟要素與跨國公司資本與技術的結合，發揮自身要素的比較優勢，推動經濟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促進勞動生產效率提升，由此分享全球化紅利對經濟結構優化所帶來的好處。這種結合將不再僅是中國國內還包括全球的其他地方的全面結合，也就是中國要素要依托新的更高水平的全球化趨勢進行全球性的資源再配置，更為重要的是，要利用更高水平的要素自由流動環境，推動中國跨國企業的成長，構建中國全球競爭力的微觀基礎，這是中國對外開發戰略新的課題和最重要的目標。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中國經濟中存在的系統性問題也都進行了戰略性部署，以政府和市場邊界的界定為關節點，通過政府職能的轉型，推動經濟體制的全面市場化改革，并以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促成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變。這意味著中國內部的經濟市場機制將能夠對應于全球化更高水平的自由化發展趨勢，使中國在未來參與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將能夠更容易地分享到全球化的靜態分配收益和動態增長收益。

　　各種成本上升制約短期發展 

　　記：改革的任務十分艱巨，用開放倒逼改革的意圖十分明顯。那么，2014年的坎坷將體現在哪里？ 

　　袁：先吃一顆定心丸，中國經濟增速已下移至新的中高速區間，不太可能重新回到10%，但在內部改革不斷推進以及外部需求逐步回暖情況下，繼續下滑的概率也不大。 

　　但是，還沒有出現新的強力引擎。從2012年開始，經濟增速較慢，2013年第二季度達到最低，第三季度有所好轉，第四季度又慢下來。好轉的原因是什么？還是一些短期因素。2013年年中，媒體上大量出現了“四萬億的2.0版”的說法。 

　　記：意思是這一波好轉還是政府投資拉動的對嗎？ 

　　袁：說“四萬億的2.0版”言過其實了，但確實啟動了一些項目，同時又產生了新的企業庫存。另外，房價上漲也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這一年投資起起落落，尋求微弱的復蘇，但還沒有新的拉動力出現。消費雖然在逐漸顯現了對經濟的拉動力，但消費的增長是比較平穩的，不可能忽然爆發。 

　　2014年可能非常困難的地方在，地方經濟增長乏力，特別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地方政府的投資規模肯定不會擴張，不會出現2008年那樣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在金融收緊的情況下，房地產也不可能出現過高的增長。 

　　中國經濟已經到了各種成本都在高漲的階段。一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原因非常簡單，因為這個國家已經開始富起來了。人口結構變化，青年人中獨生子女是主力，他們的就業取向與父輩不同；有700萬大學生要畢業就業，我們的服務業還沒有展開，而傳統制造業的勞動力非常短缺，工資不斷上升，加上老齡化，養老保險繳納又是一個負擔。更嚴重、甚至匪夷所思的是融資成本上升，錢到了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前者靠泡沫推動，后者對利率不敏感，利率幾乎達到10%甚至更高的情況下依舊愿意拿錢，實體經濟拿不到錢，也付不起那么高額的利息。過去利率是扭曲的，依靠存款低利息甚至負利率，壓低融資成本。土地成本近年來也不斷上升，中國目前工業用地價格平均每畝在4萬多，東部地區更高，而美國南卡州土地每畝折合人民幣只有2萬多。相比較美國來講，我們的能源成本也是居高不下，另外還有環境治理成本也會更大，2013年霧霾這么嚴重，已經到了不得不下大力氣治理的地步。污染嚴重的工廠關停，一下子幾萬人的就業包袱，國家要背。人口老齡化和污染治理是最大的坎，這兩個高企的成本將會嚴重影響我們的競爭力。 

　　美歐經濟復蘇并帶動全球好轉 

　　記：2014年怎么辦？ 

　　袁：各種影響經濟的因素中，有一個最大的亮點是發達國家經濟開始復蘇了，尤其是美國。美國經濟復蘇的步伐很堅定，也帶動了全球經濟趨向好轉。 

　　美國有四大優勢是其他國家無法相比的：一是科技創新，美國有世界一流的大學，最好的人才。這幾年我訪問歐洲發現，最有創新力的人才都去了美國，因為美國的制度更有活力，鼓勵創新，而歐洲的社會保障制度“養懶人”。二是先進制造業。三是各要素的成本都不高，美國的勞動力結構是發達國家中最好的，勞動力成本不高，能源成本、土地成本都不高，除了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等少數幾個大城市，大多數城市的房地產價格都比我們的一線城市低。另外還有美元的貨幣優勢。 

　　歐洲的各項指標也顯示出了走出歐債危機的勢頭，展望2014年，歐洲經濟復蘇動力仍將持續。首先，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所產生的流動性沖擊提高了資本對風險的敏感性，這將加大資本向增長前景較好、處于技術前沿的發達國家的流動規模；其次，較金融危機時期相比，全球經濟趨于好轉，這對拉動歐洲出口有積極作用；再次，經歷債務危機的歐洲國家所進行的勞動力制度和福利制度改革所產生的積極影響將逐步顯現。 

　　日本經濟在規模巨大的刺激政策下擺脫了負增長的陰霾，然而，從政策的執行情況來看，積極財政政策規模仍然有限，并且旨在提高民間投資、鼓勵競爭的產業政策仍然沒有實質性舉措。長期來看，貨幣保持中性，通過日元貶值以及虛擬經濟繁榮產生的財富效應難以對經濟的長期供給能力產生顯著改善，制約日本長期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問題，比如產業空心化和人口老齡化等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此外，2014年消費稅將從5%上調至8%，在景氣上行通道并不明確的情況下提高稅率將會對消費需求產生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新興經濟體的經濟格局則會弱于發達國家，在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退出過程中，出現貿易逆差的新興經濟體將受到更為嚴重的沖擊。

　　量化寬松政策退出與“三國演義” 

　　記：量化寬松政策退出對中國也會有較大的影響吧？ 

　　袁：對。美國經濟穩健好轉以后，量化寬松政策退出，這種預期在2013年已經很明顯了。2013年12月19日，美聯儲宣布將從2014年1月起，逐步減少對長期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購買規模。也就是說，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已經啟動了。不過，美國會采用“軟著陸”的方式，一點一點退出，預計寬松可以維持到2015年。 

　　很多人以為量化寬松政策就是一般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它是美聯儲購買長期國債，著力于長期利率，與傳統的貨幣政策著力于短期利率不同。傳統的貨幣政策主要是指央行通過改變該國的短期利率而對實體經濟的總需求進行調節，從而達到穩定經濟增長和就業的目的。傳統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取決于兩個條件。一方面，一國必須有穩定的銀行體系，否則，缺乏穩定性的金融體系將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失靈。另一方面，當短期利率下降到零值附近以后，央行將無法再通過進一步降低短期利率來增加流動性的釋放，實體經濟可能會因此而陷入“流動性陷阱”，造成通貨緊縮和總需求不斷下降惡性循環的局面。次貸危機爆發后的美國，恰恰是金融體系惡化，而短期的聯邦基金利率也下降到零值附近，傳統貨幣政策面臨失效，美聯儲采取了非傳統的貨幣政策，也就是量化寬松政策。三個階段的操作，有效降低了長期利率，刺激實體經濟投資，從而真正能夠啟動就業，并推動房地產以及金融市場的繁榮，通過財富效應提振了居民消費，走上正循環的復蘇道路。 

　　量化寬松退出預期對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已經顯現。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流動性泛濫的國際環境下，新興市場國家經歷了快速復蘇的過程，資產價格上漲以及由此帶來的財富效應提振了經濟。隨著美國經濟的好轉，量化寬松政策的逐漸退出，獲利資本流出新興市場，流向處于技術革新前沿的發達國家將不可避免。 

　　記：“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動蕩席卷新興市場，國際投資者紛紛拋售新興市場貨幣，導致阿根廷、南非、土耳其、巴西、烏克蘭等新興國家匯率暴跌，并引發歐洲及亞太金融市場一系列連鎖反應，股市匯市紛紛下挫。”這是除夕前一天的媒體報道。 

　　袁：從歷史上看，新興市場經濟體曾多次在美國經濟強勁復蘇之后，由于國際資本的擠兌而發生經濟、金融危機，中國需要做好防范。不過，我們看長期，美國經濟狀況的好轉將提高其總需求水平，從而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出口產生促進作用。此外，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代表了2000年以來“弱美元”時代的結束。美元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的升值又會進一步帶動這些國家出口的增長。因此，那些在量化寬松政策時期借助良好的國際環境進行了結構性改革，經濟基本面較好，對國際資本依賴相對較少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反而可能在美國經濟復蘇以后迎來其經濟發展的機遇期。 

　　記：如此看來，全球經濟乍暖還寒，中國經濟外部環境有喜有憂，該如何應對？ 

　　袁：美國復蘇對中國很重要。加入WTO以來，中國貿易增速有過快速的增長，2013年的增速已經從過去的20%下降到8%。但是，不可否認出口占中國GDP的比重為25%，仍然較高，它依然是影響中國經濟的關鍵因素。我們不能放棄外貿這駕馬車，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生產國，美國消費需求的上升將對中國的出口產生極大的促進作用。此外，“弱美元”時代的結束也將減輕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出口的增加。接下去我們要抓住出口好轉的機會，讓我們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上升。此外，2014年可能會展開的是與新興經濟體的互動。 

　　記：互動是指什么方面？ 

　　袁：如果將中國等視為以制造為主的國家，將美歐等國視為以創新、金融等高附加值產業為主的國家，將部分新興市場國家視為以資源生產和出口的國家，那么這三種類型國家的“三國演義”將展開新一輪的正向反饋聯系。首先，歐美經濟的復蘇將通過貿易渠道拉動中國的出口。中國出口增加一方面有助于短期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通過學習效應也有助于經濟效率的提升，從而提高長期經濟供給能力；其次，中國經濟發展增加了歐美發達國家的先進制造業產品以及資源國家的原材料和資源產品的需求。這些國家出口的增加又會鞏固其經濟上行通道，從而進一步提高其對中國產品的需求。

　　自貿區是試驗田 

　　記：過這道坎的對策是什么？ 

　　袁：開放，讓世界優秀的東西進來，帶我們一起玩。讓資本也走出去，不要都捂在國內。不要著急，只要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把要素價格做對，堅定地沿這條路走下去。不能再為了短期增長而做扭曲，做任何一個扭曲，都會傷害長期健康發展。中國經濟如果不轉型，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長期布局。對現在已經發軔的市場經濟，完全可以寄予信心。 

　　記：我們想深度融入世界，可是發達國家不帶我們玩，比如TPP、TTIP。 

　　袁：不能這么看待TPP和TTIP。伴隨全球化的新趨勢，區域主義在全球范圍內逐漸興起。通過開展以TPP、TTIP為代表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全球正在著手為世界制定新的自由貿易大憲章。通過對未來全球服務貿易、跨國投資和市場規則等方面的有效促進，區域主義將極大促進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的產業鏈布局，和基于全球產業鏈發展的生產性服務業的大發展，進而實現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有效配置和全球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服務業的特點是市場與消費同時進行，因而服務業的發展的關鍵是投資的便利化，未來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是對服務貿易、跨國投資和市場規則的日益重視。通過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布局深化，全球要素稟賦的自由流動帶來經濟增長的持續動能。中國抓住了貨物貿易全球化給自身發展創造的機遇，在加入WTO后產生持續的貿易順差并由此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之一。而在新一輪全球化浪潮中中國是否能夠繼續順應全球化的新趨勢，進而分享全球化的好處，仍然存在疑問。中國需要通過同全球化新趨勢的有效對接，通過全球產業鏈上的升級和服務業的發展，實現自身要素稟賦改變下的持續經濟增長。同時，全球化新趨勢對市場規則的強調也同時符合中國自身未來改革的方向。區域主義下的TPP和TTIP所秉持的競爭規則、對國有企業市場活動的限制以及對知識產權的強調，實際上都可以通過對國內市場進行約束而促進中國自身微觀經濟主體效能的提高。通過對外開放倒逼國內改革，在對接全球化新趨勢的同時實現自身的經濟活力。 

　　我們了解了全球化新趨勢同中國經濟未來發展路徑的內在關系，也就能深刻理解上海自貿區建設對整個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意義。通過一系列制度變革，進而通過服務貿易自由化，投資領域的開放和貿易模式轉變，在健全市場規則的前提下為參與未來全球貿易新秩序構建打下良好基礎。 

　　記：據粗略估算，全國有20多個自貿區準備或已經申報，這樣的情況正常嗎？ 

　　袁：正常。美國在鼎盛時期有100多個自貿區。自貿區存在的時間不會很長，試驗成功的制度就要馬上全面推廣，從內核打造貿易升級、服務業升級，以及投資走出去，以更積極主動的姿態來參與全球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