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69年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諾貝爾經濟學獎伴隨著激烈的爭議與質疑，曾屢次遭遇廢除的威脅，但仍能在夾縫中頑強地存在著。今年剛于10月14日宣布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時授予美國經濟學家尤金法馬（Eugene F.Fama）、拉爾斯皮特漢森（Lars Peter Hansen）和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更是成為近年來爆出的最大冷門。原因有三：其一，從學術流派來看，法馬和漢森屬于主張理性預期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席勒是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認為泡沫經濟導致非理性繁榮，他們居然“殊途同歸”同時獲獎。其二，從社會印象看，多家權威機構預測集體偏離，尤其是湯森路透系統預測的三組候選人均未入選，且多年來呼聲很高的羅伯特巴洛（Robert Barro）、保羅羅默（Paul M.Romer）、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薩姆佩茲曼（SamPeltzman）等也均未被選中。其三，從理論基礎來看，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絕非一門嚴謹的學科，本身帶有的主觀性就能成為質疑的焦點，尤其是其“理性人”的表現形式一直在爭議中不斷發展。

　　曾經有獲獎經濟學家因爭議太甚而呼吁廢除設獎，那么兩位針鋒相對的學者會不會在12月份的頒獎典禮上“和諧共贏”呢？諾貝爾經濟學獎能再次經受住爭議的考驗贏得大家的認同嗎？何去何從值得關注。而由諾獎引起我們對現實的經濟社會的審視——理性發展抑或非理性繁榮的矛盾問題，尤為重要，以下將從三方面仔細剖析。

　　兩種流派的學術爭鋒國際政治和經濟形勢的變化一直是伴隨著經濟學派的兩大陣營的學術爭鋒發生、發酵而逐漸演變的。我們記憶猶新的兩次時代大逆轉：第一次是在1929—1933年的大危機之后，以凱恩斯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為標志的時代，國家干預主義取代古典自由經濟主張，開創了金融市場體系化發展的新時代。第二次是20世紀90年代，以東歐劇變為標志、以華盛頓共識為助推器的金融全球化時代，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席卷全球，使得全球金融市場進一步蓬勃發展。自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不斷擴散，新自由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的專家學者們認識到單一手段具有一定的理論缺陷和實踐誤區，卻難以找到融合手段的支撐點。經濟社會一片混沌的同時，學術界對于資本發展的邏輯再次以充滿爭議的方式呈現給社會。

　　效率市場與理性發展法馬和漢森都是來自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者，他們倆的研究成果相互獨立但互為補充。前者因效率市場的資產定價理論而著稱；后者專注于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研究，尤其是他的穩定控制理論為研究危機環境下風險在定價和決策中的作用作出了突出貢獻。法馬提出了“效率市場假說”（簡稱EMH），即金融資產的價格反映了與其價值相關的一切可獲得信息，法馬被稱為現代金融之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人們極大地動搖了對現有資本定價體系的信心。但法馬用數據檢驗了EMH對實際價格走勢的預測，他所做的經驗性實證分析細致且精準。根據他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測定，歷史數據中僅出現了3次例外和“異常”的情況：第一次是1973—1974年間，股票市場損失了48%；第二次是1987年美國股市的“黑色星期一”，道瓊斯工業指數一天之內突降23%；第三次便是2007年10月11日到2009年3月6日的17個月內，道瓊斯工業指數從最高14198點跌到谷底，跌去55%。法馬認為這種劇烈波動的市場偏離是短暫的，價格對均衡價值的偏離不會持久，但無法解釋這種突發性的危機現象的發生。漢森是一位卓越的宏觀經濟學家，最主要的貢獻在于發現了經濟和金融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廣義矩估計法，適用于檢驗資產定價的合理性，使得金融危機產生的系統性風險評估成為可能。

　　泡沫經濟與非理性繁榮席勒作為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在其《非理性繁榮》一書中，從經濟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角度進行分析，提出了新時代的“全球泡沫”假說，即經濟泡沫必然存在，適當的泡沫可提高人們潛在的消費能力，提高資產回報率，化解經濟動態無效性；然而，超級泡沫的產生和破裂給經濟社會帶來轉折性影響，引發全球性經濟危機。席勒并沒有界定經濟泡沫的邊界，但他通過信息經濟學方面的超常易變性檢測模型等研究和分析全球泡沫的演化，為經濟決策提供了依據。他根據各種統計分析和歷史研究，尤其是1982年以來國際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實證分析，證明資本市場上充斥著“非理性”投資人直接催生了金融市場上非理性繁榮的泡沫發生、發展乃至幻滅。根據他的理論，席勒預言了多次金融危機的發生，更預告了美國股市泡沫的下場。他的理論顛覆了原教義派金融學者的投資理論，從“非理性”投資行為的合理存在的角度揭示了資產價格發生“亂象”的源頭，也從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危機轉嫁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他認為全球金融和經濟架構的不合理性助長了非理性投資行為的擴張，必然導致泡沫經濟的蔓延。

　　啟示與思考 

　　當今世界的國際金融市場呈深度交叉，一榮共榮，一損俱損的發展態勢，這就勢必形成非理性繁榮的假象。如何能把握危機態勢的演化，避免掉進下一個黑洞，是本次諾獎頒發向全社會發出的警示，在這個大大的感嘆號和問號面前，誰能作出更好的詮釋，誰就有可能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中下一個大贏家。啟示如下。

　　資產定價的系統性風險評估方面，既需要合理的制度性安排，也需要發展科學精準的細分市場評級體系的建設。金融市場本質上是對實體經濟的杠桿經營，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以及信息化和資本化的發展，極易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資本市場的不穩定因素的影響更迅速地擴散到全社會。實證分析告訴我們，任何一種模型都不能囊括所有風險的評估，但小的風險通過杠桿的逐級放大卻可能形成大的危機隱患，最后造成龐大的社會成本損失。因此，非常有必要防患于未然，提高透明度，加大信息披露力度，通過對等的評級體系做到風險可測、可控、可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資本市場的全球泡沫監測方面亟待加強，危機管理更需要王道。首先，目前美國資本市場的利潤1/3來自海外，美國金融改革和經濟結構轉型調整的成本轉嫁到全球的各個角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10年4月份的統計數據顯示，金融危機全球總共損失大約2.8萬億美元，美國占57%，其他國家分攤了43%。其次，美國與歐洲國家相比，在金融危機后經濟復蘇中顯示了較好的經濟彈性，關鍵在于金融市場決策系統的策略有效性和科學性。然后，從美國的金融市場發展歷程來看，20世紀20年代曾經是債務國，70年代成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現在再次成為巨大的凈債務國，泡沫風險將長期存在。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需要我們更深入地研究相關對策，避免再次在危機中深受其害。

　　學術研究的開放性形成對人才培養的包容性，是一個保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工程。一方面，從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我們在任何一個研究領域都可以看到國外學者的思維和認識的觸角向各個方向交叉延伸。例如，在新自由主義主導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同時，新凱恩斯主義在金融政策和市場領域也多有建樹，不同的學術思潮在同一個領域在不斷較量中共同發展。另一方面，學術研究既不是空中樓閣，更不是紙上談兵。法馬、漢森和席勒都致力于將理論結合實踐，切實解決了很多實際難題，如股票、房地產、金融危機等。他們既有迎難而上、不懈追求的學術情操，更有埋頭苦干、低頭耕耘的草根精神，使得他們成為舉世矚目的現代金融的奠基者和耕耘者。

　　諾獎的經濟學家們用他們畢生的研究，通過理論建構和歷史數據的實證分析告訴我們，只有理性地認識到矛盾問題的存在形態、特征、方式和發展態勢，尊重實體經濟運行規律，科學地利用資本工具，才能在全球經濟社會中避免深陷危機的泥沼，走向可持續發展的正軌。（稿件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