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全面推進平安中國建設的戰略指導思想。平安廣東是平安中國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廣東省委先行先試作出的重要決定，是全省人民的期盼，也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手段。廣東是我國人口輸入大省，2011年底戶籍人口8600多萬，常住人口達1.05億，這里面還不包括省內的流動人口。筆者認為，提高社會治理水平，更有效服務和管理規模龐大、個體流動性大、來源多樣性、特點多元化的城市新移民是平安廣東建設工作的重點和難點。而立足于促進外來移民“社會融合”的層面來提高社會治理水平是當前的重要抓手之一。

　　社會融合包含經濟融合和結構融合兩個過程 

　　所謂“社會融合”，是指在相同的條件（比如制度環境、經濟環境等）下，相同背景（比如教育）的城市新移民與本地居民有同等的機會，獲得同一待遇水平的職業、進入同一層次的社會結構。社會融合包含經濟融合和結構融合兩個過程：經濟融合，是指不同人力資本的移民在城市里，與相同背景的本地居民有同等機會獲得相應職業，以及實現代內、代際的職業流動，從而躋身相應經濟地位；結構融合，則是指移民在獲得相應經濟地位之后，有足夠的機會與相近階層的本地居民發生社會聯系（比如通婚）。對于移民群體而言，社會融合使他們跨越移民群體邊界，消除與本地居民群體之間的偏見和歧視，這一過程表現為身份認同的接近與文化習俗的相互包容。對于移民個人及其家庭而言，社會融合使移民和本地居民跨越社會空間的分隔，增進在學校、工作場所和鄰里空間的交流，這一過程表現為社會距離的縮小與行為習慣的相互尊重。

　　在社會治理體制創新上實現五方面思路轉變 

　　結構融合比經濟融合更難。除了不斷完善目前已經制定的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積分入戶等大多涉及經濟融合方面的宏觀政策外，圍繞社會融合尤其是結構融合，筆者認為，針對城市移民的社會治理體系創新要重點做好五個方面的思路轉變。

　　一是突破“農民工”概念的局限，與時俱進，緊跟人口遷移的動向。農民工概念背后的假設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農民工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也是與城鄉二元結構的調整與松動緊密相關。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包括農民工在內的移民群體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概念已經很難涵蓋移民群體的復雜性。同樣，僅從這一概念出發制定的政策和制度，也很難適應管理和服務各類移民的需求，部分移民問題容易成為工作的盲點和弱點。如族群和種族問題就是這樣一個工作弱點。目前廣東極為缺乏能有效應對民族和族群摩擦的專業基層管理人員和經驗，甚至是相關的法規和制度，城市居民也缺乏在多元文化中生活，并建立起客觀認識“他者”文化的經驗。這些都是平安廣東建設中亟須引起關注的不利因素。

　　二是從基層著手進行社會共同體的建構。突破將本地人和移民劃分管理的習慣，關注移民和本地人的關系。現實生活中，移民和本地人總是通過各種途徑和場景發生聯系，表現在移民和本地人日常生活中的差異往往是由宏觀的制度和文化所建構的，是一種結構性的社會構成方式，如我國的城鄉差異、歐美國家常見的族群與種族的差異等等。從這點看，如果我們在工作中過分強調作為問題的移民，并給予專門措施解決問題，實際上是從另一個側面更加強化了移民與本地人的結構性差異，這對于移民的社會融合極為不利。因此，在對外來移民的管理和服務中，基層社區是一個引導移民和本地人正常互動、消除差異的重要場景。移民不僅僅是社區管理和服務的對象，更是社區建設的參與者。在社區的公共空間構建和公共活動組織中，必須有意識地引導本地人與新移民自然而然地互動，達到水乳交融的境界。

　　三是加快研究對接中小城市戶籍制度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對于廣東大多數城市和城鎮而言，可以結合城鎮化進程、城市規劃和產業規劃，提前研究探索新移民的落戶問題、相應的社會管理機制、公共服務配套和財政收支完善問題，以更好適應國家戶籍政策的重大調整。

　　四是鼓勵和培育涵蓋不同群體的各類合法的社會組織、民間社團。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特別指出要發揮各類社會組織在協調國家與社會關系中的重要作用。在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促進新移民社會融合的過程中，也要按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培育各種合法的民間組織，使包括本地人和新移民在內的群眾有更多的接觸交流機會，也使社會自組織能力進一步增強，減輕政府的壓力，最終使社會、國家、市場三者實現有機的互補。

　　五是要特別注意移民社會融合的長期性和持續性，為移民的長期融合做好準備。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在廣東出現不過30多年的時間，雖然“新生代移民”、“二代農民工”已成為學術界和政府部門關注的熱點，但早期入粵的農民工大多流而不遷，具有定居意向的新生代移民實際上大部分是第一代移民。因此，城市移民的社會融合過程才剛剛開始。由此，我們一方面要認識到，移民社會融合的問題并不是一個通過取消某些制度、制定某些措施、實施某個計劃就能夠實現的簡單問題，而是一個涉及移民融入本地社會結構，本地人養成多元文化的生活方式，城市社會結構實現重構的復雜過程。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目前正是制定相關措施，著手推進城市移民社會融合的關鍵時機。

　　（作者系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