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公平問題一直是全國“兩會”的焦點。在人民網推出的《2014全國兩會熱點調查》中，收入分配問題關注度排名第四，其中，有90%以上的網友表示對自己的收入“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城鄉居民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是“2014年的重點工作”。 

　　事實上，自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就已開始調研，只是這些年一直沒有出臺改革方案，直到2013年2月，國務院才批轉《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如今一年過去了，有關方案的配套細則卻還沒有出臺。方案和細則為何難產？收入分配收入的阻力在哪里？如何保障分配公平？為此，時代周報記者采訪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到了作決斷的時候 

　　時代周報：這些年收入分配改革成為經濟社會矛盾的焦點。這一改革對未來經濟發展有何重要意義？ 

　　遲福林：言及分配，首先將涉及公平的問題。我國已經進入公平的可持續發展新階段，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發展到現在已經不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而是社會公平能釋放效率、提高效率、放大效率。因為我們發現，在過去，很多制度性的不公平問題可能成為效率的制約因素。 

　　因此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意義正在于通過實現付出與收入均等，以此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費，從而帶動經濟穩步增長。釋放消費潛力，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轉變。 

　　時代周報：你說過，打破利益關系掣肘是收入分配改革破局的重點，為什么？ 

　　遲福林：收入分配改革走到這一步，利益關系失衡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的矛盾，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很長時間沒有出臺，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在調節利益失衡方面應該說沒有突破，這樣收入分配改革細則出臺的難度就逐漸增大。面對改革復雜性和艱巨性，如果缺少大刀闊斧的決心，沒有背水一戰的精神，突破利益格局是很難的。 最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制度不改革，其他改革就很難推進。 

　　比如，壟斷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增多；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區利益增大，并且具有普遍性的趨勢；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不突破，難以“切好蛋糕”。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問題不解決，又難以置于社會監督之下，政府自身在“切蛋糕”中的份額會越來越大。 

　　因此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協調利益結構關系。打破利益關系制約，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的矛盾和問題，到了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推進改革的時候了。 

　　時代周報：改革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遲福林：一、推動者的角色，沒有政府的頂層設計和推動，是沒辦法推動的；二、政府的自我改革的問題，二次轉型以改革為重點，政府自身利益傾向改變和職能轉變的問題是核心；三、觀念的問題，政府要形成共識，到底轉型發展改革中的突出矛盾是什么？在我看來就是一個利益關系。 

　　時代周報：收入分配不公已經成為改革中“最難啃”的骨頭，你認為原因是什么？ 

　　遲福林：現在改革已經到了做決斷的時候。這時候關鍵是靠政府的決心和魄力， 

　　這種決心和魄力要基于對收入分配牽動轉型發展全局的客觀、充分估計，需要政府把短期的問題和中長期的問題結合起來，把現象和結構性的問題結合起來。 

　　政府如果只注重短期不注重中長期，只注重于一般的調整而不注重結構性轉型和改革，那么我們整個國家的發展就會面臨問題。判斷不到位的話，小打小鬧很難解決問題。 

　　提低、擴中、調高 

　　時代周報：您多次提到過收入分配改革要從“民富優先”破題，應該怎么去落實？ 

　　遲福林：要做到民富優先必須加大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力度，明顯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到2020年增加到40%。 

　　要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盡快讓農民工成為歷史；還應該加快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切實改善民生；財產權的破題，尤其是農民的土地財產權，使農民更多地分享土地非農化增值收益等財產性收入。 

　　時代周報：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充分體現了本屆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您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細則有何預見和期望？ 

　　遲福林：現在各部門也在積極地推動收入分配改革，期待細則在2014年能出臺。同時，我希望細則里能體現以下五點： 一、遵循全面調整利益關系的原則，不單單是工資的問題，而是全局性的改革。二、建立透明的改革制度。三、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構建橄欖型社會。四、理順收入分配秩序能夠破題，尤其是財產公開一定要下決心了。五、制定一個著眼現在，放眼未來的中長期目標。 

　　時代周報：在初次分配領域，勞動者收入占比一直很低，工資制度日漸形同虛設，具體要如何保證勞動者同工同酬、收入公平等問題？ 

　　遲福林：在初次分配領域要形成一套制度，更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合不合理。初次分配領域關于工資的協商、談判制度建立是基礎，這種基礎的建立對于初次分配的合理性有決定性影響。 

　　這幾年國民收入格局里勞動報酬的比重太低，而企業的收益比重不斷上升，所以儲蓄率不斷上升，真正的儲蓄率大部分是企業貢獻的而不是勞動者。背后是國家、企業和個人這三者如何去分配。 

　　時代周報：關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具體路徑，中央的思路是“提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基本社會保障、基本公共服務等，“擴中”—結構性減稅等，“調高”—強化個稅監管、征收房產稅等，“取締非法收入”—打擊腐敗。其中，調高和取締非法收入可能與改革者本身利益相關，如何將這三種愿望變成現實？ 

　　遲福林：改革方案是總體性的，總體方案下會形成若干個具體的實施性方案。比如，“提低”最重要的恐怕是規范初次分配，逐步促成建立工資談判協商機制，提高勞動者報酬。 

　　“擴中”的問題近幾年特別突出，我們搞了將近34年改革，現在中等收入群體或說中產階層的比重只有25%左右，現在到了全面解決中等收入群體如何加快發展的問題的時候了。我的想法是，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的時候，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應該達到40%～50%。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每年至少需要提高2個百分點，這實現起來并不容易，需要明顯加大力度。 

　　財產公開不僅是對高收入者，首先是對政府官員的要求。財產公開是個基礎性制度，財產有透明度，大家收入水平才心中很有數。現在說灰色收入很多，腐敗很嚴重，財產公開就是公平收入的基礎。很多國家的案例證明了，越公開的地方越穩定，高收入者的財產權得到了保護，而財產不公開，收入秩序混亂，擔心財產的未來，相反是不穩定的。 

　　時代周報：今年兩會上有代表提議“給公務員漲工資”引發熱議。3月8日中央表態，正在調研。您認為，應該如何制定公務員的工資增長計劃？ 

　　遲福林：基層公務員和邊遠地區的公務員工資偏低是存在的。一、這需要逐步建立一個統一的工資標準；二、在整個改革的大背景下，讓公務員的工資與全社會的收入水平相適應。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合理的確定最低工資收入水平；三、現在行業收入差距很大，一些壟斷性行業職工人數占總職工人數不到8%左右，他們的工資和福利加在一起等于全部職工收入的50%左右，要實現工資正常的增長，就要逐步調節行業差距；嚴格規范公務員的收入。 

　　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 

　　時代周報：怎樣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落實你提出的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 

　　遲福林：首先改革制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稅制結構，對城鄉居民實施全面的結構性減稅，使國民財富更多地向居民傾斜；其次加強居民財產權利保護，尤其是保障廣大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益，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機制，使農村居民通過土地要素增值來積累財富。 

　　十八大報告提出，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個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問題是，目前中等收入群體只有25%左右，在居民收入倍增實現的情況下，中等收入群體十年以后還是30%以下，那還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大基礎上的實現。只有中等收入群體倍增了，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才有意義，才能使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小，實現建立橄欖形社會的目標。 

　　時代周報：如何確立財產公開制度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 

　　遲福林：無論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還是調節收入分配關系，確立和保護財產權，都有賴于財產公開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 

　　在“灰色收入”產生的重點領域實行“陽光工資”。在完善工資標準的基礎上，清理、規范各類津貼、補貼，提高收入透明度。 

　　努力建立法制化的財產申報制度。健全以權力監督、行政監督為主，司法監督和社會輿論監督為輔的多層次監督體系，加大對公務員財產的監督力度。積極創造條件，盡快在全社會實行財產公開和申報制度。 

　　時代周報：收入分配改革應該建立怎樣的制度？ 

　　遲福林：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必須要建立公開透明的基礎制度。具體做法，一是全面推進政府的預算公開；二是以官員財產公開為重點逐步形成全民的財產公開制度。盡快實現官員個人家庭財產從內部申報轉向社會公開，各地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尤其新提拔的官員，新當選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率先實現公開。 

　　毫無疑問，收入分配越公開，越透明，對改革越有利。未來在收入分配問題上，要以公開透明為基本要求，進行各種制度建設毫無疑問是一個大趨勢。只有公開透明了，才可以使收入分配領域的基礎制度有效運行。 

　　城市“病人” 

　　某訊在2014年春節期間，通過監測QQ的登錄情況，利用大數據的方式，解讀了逃離北上廣深現象。 

　　作為從北京回到廣州的小編，已經嘗到了逃離的甜頭。但實際情況是，城外的人想進城，而城里的人想出城。這種沒有辯證關系的邏輯里，混雜著希望與現實，夢想與汗水，躁動與不安，這些關系時而對立，時而共生。 

　　城鎮化 

　　人口、地域、社會經濟組織形式和生產生活方式由傳統落后的鄉村型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轉化的多方面內容綜合統一的過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主要反映和重要標志。 

　　雷格斯regus 

　　全球最大的辦公空間解決方案供應商 

　　2013年，在一項調查中發現75%的中國工人認為他們的壓力不斷上升，這一比重在被調查的80個國家中排名第一。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 

　　獨立性民調機構 

　　2008年做的一項調查顯示71%的中國人對于“21世紀的生活”感到滿意。這一比例在2012年下降到59%。 

　　如此看來，隨著大城市的環境、工作機會、生活壓力、交通、食品安全等問題的顯現，不少人正選擇走出大城市，回歸中小城市生活。 

　　《城市藍皮書》2013版：中國真實的完全城鎮化率為42.2% 

　　實際情況 

　　1.16-2.1 

　　北上廣深QQ用戶離開所在城市共4907萬人 

　　2.25 

　　3037萬用戶回到北上廣深，1070萬用戶從此離開這些大城市，占4個城市用戶總數的11%。其中，離開北京的用戶占北京用戶的18%。 

　　但是截至2.25 

　　1994萬用戶第一次來到北上廣深。四地用戶新增率達到21%。其中約7成新增用戶的年齡段為18—29歲。 

　　小編稱之為現代化的代價 

　　一線城市和眾多二、三線城市之間的矛盾通常集中在：世外桃源和生存壓力、接受教育的福利、空氣和食品安全、收入和支出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