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眼中，學術圈曾經是一片“圣潔的土地”，這里的人“一心只讀圣賢書”。但不知從何時起，公眾對于學術圈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圈內人和圈外人一樣，有祖師崇拜、有學術趕集、有論資排輩、有派系與行規，有主流與邊緣的對立、有師承與圈子的壁壘、有尊老與維親的傳統、有王婆賣瓜似的叫賣與吆喝……學術圈已不是一方凈土，嘈雜如同菜市場，這也是世俗社會的一個縮影。

　　祖師祖拜：入行者放棄原有思路接受既定權威 

　　確認一個學術領袖以及樹立一批學術代表，是每個“學術共同體”必然選擇的發展策略。每個行業學會都有一名會長、若干副會長；每個學術機構都有一名學科負責人、若干學科帶頭人；每次學術會議都會設立一些主持人、評議人之類。這些人事實上充當了學術代表的角色。業外對于一個學術共同體整體學術水平的認識，主要取決于該共同體學術代表的水平，而學術領袖正是這些學術代表中的最杰出者。

　　在中國民俗學界，至少百分之六十的從業者都是鐘敬文先生的弟子或再傳、三傳弟子，即使是偶爾有緣見過鐘先生一面的民俗學者，也多數會以學生自居。在眾多的弟子或學生當中，為了序齒尊卑，論資排輩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些有幸留在鐘先生身邊工作的學生，即使是資料員，也有更多機會被全國民俗學者尊稱為“老師”。因此，能留在鐘先生身邊工作，對于一個民俗學者來說，無疑是近水樓臺的好差事。

　　鐘先生一直非常強調團結全國的民俗學者，可是，鐘先生去世之后，一年一度的“鐘敬文民俗學獎”就顯示了明確的排他性，只獎勵北師大畢業的鐘門弟子。對于鐘門弟子來說，每年頒獎期間，都是大家歡聚一堂的吉慶時刻。借助于這種儀式化的慶祝，在這個家族式的學術共同體內，每一個體對于彼此的身份認同都會得到一次深化，大家除了吃飯喝酒，還交換研究心得，共享信息資源。

　　對于一個新入行的青年學者來說，進入一個高端的學術團隊是如此的重要。為了能順利進入一個高端的學術團隊，他必須逐步習得該團隊的主流研究范式，同時，他還必須部分地放棄自己原有的學術思路，修改自己的研究規劃，無條件地接受對于該團隊既定祖師、既定權威的認同。

　　學術薪火：導師與學生的不對等互惠關系 

　　無論是北師大的民俗學機構，還是中山大學的民俗學機構，都會把鐘敬文的形象掛上官方網站，或者印成宣傳圖片，以強調其學術傳統之正宗。可是，他們的學術旨趣卻與鐘敬文的研究范式相去甚遠。

　　即使是直接的師徒之間，也不必然存在所謂的學術傳統。就中山大學葉春生教授指導的博士生而言，分別從事民間信仰研究、學術史研究、傳說研究、婦女研究、城中村社會問題研究、民族研究、建筑研究、民間舞蹈研究等、民間誕會研究，等等，彼此不可通約，我們很難從中歸納出一種可辨識的學術傳統。學生從導師手上接過的，只是一襲博士袍，而不是導師的手。

　　師生間的關系，與其說是學術傳統上的承繼關系，不如說是學術網絡上的倫理關系。中山大學黃天驥教授常常把學生比作水，把導師比作船或石頭，認為良性的師生關系是“水漲船高”，惡性的師生關系是“水落石出”。

　　學生充當導師的耳目、手足或者馬前卒，在中國傳統的教育觀念中是值得褒揚的行為。因此，導師招收什么樣的學生，以及把畢業生安插何處，許多時候關系到導師對于各種學術資源的利用。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一位知名教授明確要求自己的博士生畢業后必須到大學教書，把他的學術思想播撒到全國各地。有些導師則傾向于把自己的學生安插到學術期刊或新聞媒體，以擴大自己的學術影響。

　　師生之間的互惠關系不僅使學生們對那些有權勢有關系的導師趨之若鶩，也誘使每一位導師都希望把最優秀的學生網羅在自己身邊。每年博士生畢業前夕，都是導師們權力較量的時候，每個導師都希望留下自己的學生，可是，研究機構的編制總是有限的，留誰不留誰，并不單純由學生的個人素質決定，主要是由導師的斡旋能力所決定。

　　學術推廣：圈外風光與圈內的不買賬 

　　1990年代之后，高校對于學者成績的量化管理體制導致了學術論著的大量涌現，以至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大量陳陳相因的出版物無疑給學術研究帶來了巨大的閱讀困難，如果不是選題需要，絕大多數學者都無暇去閱讀同行的新成果。因此，青年學者主動、技巧地向同行推薦自己的學術成果也就成了擴大學術影響的必要手段。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已經逐漸遠去，自賣自夸的王婆定律不僅適用于市場營銷，同樣適用于學術推廣。常見的推廣方式有三：一、向同行贈書。二、召開新書討論會。這是贈送圖書的高級形式，一種變相強迫同行接受學術成果的方式。三、請同行寫書評。當然，無論哪一種方式，作者的人緣積累都很重要。

　　學術論文的推廣手法則相對更為多樣。一、學術講座。二、同行評議。將論文提請同行批評，也是把論文推銷給同行的一種方式。三、轉載或摘錄。四、互相引證。問題在于，并不是只有優秀的學術論著才會使用推廣手段。有些學界要人出版一本隨想錄式的小冊子，一樣可以開個新書發布會，一樣能聽到許多贊譽之詞。

　　這時，“口碑”就成為一種重要的影響因子。口碑是指學者們在非公開場合口口相傳的學術評議，一般源于私下交流，形成了一定的共識。這種非公開場合的學術評議往往比公開場合的學術評議更加尖銳、真實。

　　口碑主要形成于圈內，正如桑兵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說：“真正的學者大師是一種口碑，是整個圈子拋棄利益成見的非利益評價。”對于學術共同體內的學者來說，圈外的名聲多是虛名，圈內才是他生存和交流的空間，因此，口碑的力量可以對學者的行為形成強勢約束。一個學者如果在公眾視野中非常有名了，一般也就很少在學術圈內活動了。對于他來說，圈內圈外是兩個世界，圈外前呼后擁風光無限，可是一回到圈內，誰也不買他的賬。

　　學術創新：壓垮學者和學術的第三座大山 

　　所謂學術創新，也即“發現了新問題，挖掘了新材料，采集了新數據，提出了新觀點，采用了新方法，構建了新理論”。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以及各大高校或科研機構印發的諸如項目申請書、結項書、出版補貼申報表之類，都會明確要求填寫該課題的“理論創新程度”、“理論和方法創新”、“新貢獻”，等等，許多高校的博士碩士論文評閱書甚至明確要求學生填寫至少3項論文“創新點”。

　　“截至2000年年底，僅全國高校的社會科學從業人員就達到24.3萬人，科研機構1640所，專職科研人員1.67萬人”，如果平均每人每年產出3篇論文，全國每年的社科類學術論文就是近百萬篇。如果每一個學者都在嘗試學術創新，每一篇論文都要獨出心裁，那么，我們面對的學術格局將會變成一幅怎樣的圖景？那一定是一幅充斥著各種奇談怪論，混沌一團的群魔亂舞圖，沒有公認的知識體系，沒有穩定的研究范式，所有的論文都在自說自話，而那些真正具有創新價值的學術成果卻只能被湮沒在眾聲喧嘩之中。

　　當今學術體制下，有兩座大山沉重地壓在廣大學術工作者的頭上。一座即所謂的“量化管理機制”，這套規則強迫學術工作者必須每年發表學術論文若干篇。另一座即所謂的“學術期刊評價機制”，這套規則強迫學術工作者非得把論文發表于所謂的一二類核心期刊。這兩座大山已經把高校教師和研究人員壓得喘不過氣來，可是，還有隱性的第三座大山，也即所謂的“學術創新機制”。這些大躍進式的學術管理如同三座大山重重地壓在廣大學術工作者的頭上。如果說前兩座大山損害的只是學者的個人健康和幸福生活，那么，第三座大山已經嚴重損害了學術發展的自然進程。

　　學術會議：序齒尊卑編織關系 

　　學術會議是擴大學術機構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學術會議首先是一種儀式，一種編織與確認社會關系網絡，學術共同體內序齒尊卑的社交儀式。

　　開幕式上的演講次序以及開幕式后的集體合影，無疑是對嘉賓社會地位的一種認定。開幕式上，東道主首長發言之后，往往安排嘉賓演講。一般來說，嘉賓的政治地位或學術地位越高，演講的次序越靠前、大會給予的講話時間越長。開幕式后的合影排位是門藝術，行政官員與資深學者會被安排在第一排的坐席上，女性學者往往被安排站在第二排，而那些資歷較淺的男性學者則會自覺地站到最后一排。照相結束之后，那些趕場的官員就順便離會了，學者們則回到會場，開始正式學術討論。

　　會議是否成功主要取決于三個硬性指標：一、開幕式最高行政長官的級別，這是會議規格的標志；二、與會知名學者的多少，這是學術水平的標志。知名學者的全程費用一般由東道主負責，因為是趕場，他們沒有時間與其他學者進行充分的學術交流，通常只是宣讀一下自己的論文，然后不等會議結束就提前離會了；三、與會學術期刊的檔次。

　　大型的學術會議就是一個學術集市，參加會議如同學術趕集。2009年在昆明舉辦的一個國際人類學大會，開幕第二天，就有一則短信在學界廣為流傳：“上午開幕，你忽悠我，我忽悠你；中午會餐，你久仰我，我久仰你；下午表彰，你吹捧我，我吹捧你；晚餐酒會，你灌醉我，我灌醉你；酒后舞會……”這種不針對具體學術問題的學術趕集在當今學界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