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谷嘉(1934—)，湖南寧鄉人。1959年武漢大學畢業后到湖南大學任教，曾任岳麓書院文化研究所所長，湖南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兼任《中國哲學》主編，《朱子學刊》、美國《中國哲學》、臺灣中華儒學青年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湖南書院研究會會長，湖南倫理學會和孔子學會副會長，湖南歷史學會和炎黃學會常務理事等。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被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機械工業部有特殊貢獻的專家”、“湖南優秀理論工作者”、湖南省榮譽社會科學專家。在國內外發表論文百余篇。獨著《岳麓書院名人傳》、《張栻與湖湘學派研究》、《儒家倫理哲學》、《宋代理學倫理思想研究》、《元代理學倫理思想研究》、《明代理學倫理思想研究》等，合著《中國德育思想史》、《中國書院史史料》、《湖湘學派源流》、《中國書院制度研究》、《社會理想志》、《書院文化論集》等，主編《中國書院辭典》等。

耄耋之年回首人生，把我引向了往事的回訪：少年的記憶、中年的事業、老年的感悟……在腦海里如放電影一般，一幕一幕地浮現。隱去歲月的留痕，恍如昨日，依稀可見。

農田復學記

1941年，七歲的我同許多農家子弟一樣，走進了小學校門。開學第一天，舉行入學儀式時，在教室正中央的黑板上端貼一張耀眼的紅紙，上面寫著“至圣先師”，代表孔子的神主牌位。學生向孔子牌位三叩禮，并放鞭炮，儀式很莊重。初級小學四年，我學會了認字、寫字，會記帳，會算數，簡單的契約一類的東西也能對付。在當時的農村來說，可謂寫算俱全，稱得上有文化了。因此，我小學畢業不再升學，人生求學階段似乎結束了。

1944年秋天，我丟下書包，從課堂走上田野，同父親和兩個哥哥一道從事農業勞動。年僅11歲，一些重農活干不了，但一些不要力氣的農活，父親都交給我了：放牛、割草、打豬菜，但農忙時插秧割禾等也要參加。我家重耕種崇尚勤勞，父親和哥哥都是不知疲倦的勤快人。我也一樣，從黎明到黃昏，幾乎沒有過休息。父親說我懂事，是不怕累不要大人操心的勤快兒子，多次稱贊我是割牛草和上山砍柴的好手，對我喂養的膘肥體壯的耕牛贊不絕口。兩年在田野摸爬滾打的勞動，我很滿足，唯一想的是要像大哥一樣，把精耕細作的農事工夫學到手，做一個熟悉各種農活的農民。

凡事都有奇巧，人生的許多事是無法預測的。1946年農歷六月的一天，驕陽似火，十分炎熱，腳手曬得灼熱，掛滿了谷粒的禾稻卸下綠裝，田間變成了一片金沙的海洋。這正是為來年綠肥生長下種子的時候。那時沒有化肥，除了人畜家肥以外，農田肥料的來源最主要的是依靠田地培養綠肥。先年下種，來年把茁壯長滿田野的紫云英翻耕，經泥水浸泡發酵作稻田的底肥。這天，我們正在播種紫云英，小田播種容易，站在田埂上就可以把綠肥種子撒播到田的各個角落；但大田面積寬，站在田埂上撒不到田中央，就需要合作，一人從稻田中央開辟一條可容人行走的道，一人撒種。我正擔負著開道的職責。于是選擇從田頭開始，用木棍使勁將厚重結實的禾稻拔到兩邊，父親跟隨我行進向兩邊撒播草籽。正在忙碌時，既沒有任何人提示也毫無先兆，我忽發奇想，回過頭向父親提出要讀書要復學。情真意切！毫無思想準備的父親，驚愕地停住了腳步，滿面詫異地盯住我，“什么？”我一字一頓重復自己的請求：“我要讀書！”父親是個和藹的人，此時卻神情嚴肅，他放下手中的農具，語氣輕緩地向我說道：“我們家田很多，四十畝，你的兩個哥哥忙不過來，農忙時還要請人幫工。你已11歲了，應該懂事，幫助家庭做事了。”看到我不為所動，父親把我拉到田埂上坐下，向我講了一番種田的道理。在我地道的農民父親看來，實實在在養活一家人，是一個男人最榮耀的事情，讀書功成名就便罷，如果不成便得不償失，與其去追逐一個前途未卜的夢，不如扎根黃土安心種田養家。這時的父親顯得比平時更慈祥，輕言細語，給我講了幾個本地人未讀書而發家致富的事例。以后聽大哥講起，我才知道父親還有一個想法，現在讓兒子讀書，假若家庭無力支持讀長學，半途而廢勢必使兒子成半邊醋，必會耽誤兒子一生，而這種事的確本地有人在。對父親的話我無力反駁，只能默然無語，因為我說不出要復學的理由。我當時年紀小，也根本想不到讀書與發家致富的關系。

復學的要求沒有得到父親的認同，但我不肯放棄。我想到了一個人——祖父，想得到他的支持。祖父畢竟是秀才的兒子（我曾祖父是秀才），他深知“有書不讀子孫愚”的道理，耐心聽完我的央求后，他面露驚喜地說：“你想讀書，這是好事，但要刻苦認真，全力以赴。我一定同你父親打招呼，讓你上學。”果然，父親被祖父說服了。當年八月，我重新回到了闊別兩年的學校，開始小學第二階段，即由初小到高小的學習。那年期末考試，我取得第二名，學校獎勵了我一斗米（約15斤）。把米背回家，全家人都很高興。大概父親以為我是讀書苗子，從此不再阻攔，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漫長的求學路我未停步，家人的供給也從未停止。

1946年六月的這一天，改變了我的人生航向。一個放牛娃背上了書包重進學校，由一個準農民開始向讀書人邁進。沒有這一天突發的讀書夢，就沒有我的今天！

為什么在勞動中發此夢想？我至今還想不清楚，偶然性的東西是難以說清楚的。但細想起來，其實偶然中也包含著必然性。孩提時代的家教影響恐怕是主因。還是幼兒時，祖父就不斷給我講述曾祖父的故事。曾祖父陳錫齡公曾是岳麓書院的學生，一個秀才，他雖英年早逝，但一生“好讀宋儒書”，是寧鄉縣有名的孝子，其事跡記載于《寧鄉縣志》，聞名四鄉。他又好善樂施，上鄰下舍得其恩惠不少，這事家鄉人人皆知。我幼小的心靈便刻記了曾祖父的高大形象。祖父雖不是讀書人（曾祖父逝去家庭衰落），但他經常以曾祖父的故事教育后代，期求子孫中出現像曾祖父那樣的讀書人，以求文脈不絕。歷史不是記憶的負擔，當人回首歷史和追求未來的時候，隱藏的記憶隨時隨地都會出現。以此言之，我在勞動中突發讀書夢絕非偶然，是受多年家教影響的必然結果。

書院重振記

1981年3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關于修復岳麓書院的四十二號文件下達。文件規定岳麓公園必須從書院撤出，交由湖南大學修復管理。并指出書院修復方案要納入湖南大學發展規劃，體現千年學府的特點。根據省委的指示，岳麓書院的修復工程全面展開，經過三年的努力，書院已部分得到了修復，煙熏火烤不復存在，局部向游人開放。1984年，湖南大學正式啟動旨在承續岳麓書院千年文脈的策劃和籌備工作，以期推動學校的文科建設。曾被歷史塵封近百年的岳麓書院，在改革開放春風催生下，展開了騰飛的雙翅，穿透歷史時空，進入到發展史上的又一個輝煌時期。

百廢待興，采取何種形式傳承文脈，成為當時校領導最為費心的事情。經過多時醞釀，在書院內設置一個學術機構，開展學術研究成為共識。但具體成立什么機構，開展什么研究，始終意見不一。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卻成了重要的被咨詢者。三月的一天，用完晚餐后，我習慣性地閱讀當天的報紙，忽然聽到敲門聲，我應聲而起拉開門，想不到是副校長謝彥偉來訪。我與謝校長并不熟悉，沒有打過交道，他突然到訪，使我頗感意外。謝校長對我如對老朋友一樣，自己拿板凳坐上，把我推到沙發上。寒暄幾句，直奔主題，說明來意：“我好久就聽說，你是我國著名史學家侯外廬的學生，專修中國思想文化。”身體發胖的謝校長說到這里，呼吸急促（事后才知道他有嚴重的心臟病），停了一會緩過氣，他靠近我，說起了在書院成立研究所的事。有人主張成立中國歷史研究所，有人提議成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他認為這些都不能反映千年學府的特點，與千年學脈不切當。又說：“你是專修思想文化的，一定有好主意，我特意來找你，希望你認真想一想，提出你的方案。”說完，他凝視著我，似有期待。謝校長言辭懇切，態度謙和，沒有一點架子，這種平民化的作風使我十分感動。

太史公說：“士為知之者死，女為悅己者容。”謝校長一席話，我真正感受到司馬遷這句名言的內涵真諦。我回想起了幾年前的一段不愉快的回憶。一位造反出身的校領導在一次大會上點名怒斥我是侯外廬的黑門徒，并說侯外廬是大學閥，已在《人民日報》公開點名批判，言下之意，我這個黑門徒也要清算。我當時很年輕，經不住如此大的壓力，心中很緊張。恰巧當晚八點，學校響起了“造反有理”的歌聲，老同學肖孚容前來對我說：“你要小心，凡是播放‘造反有理’的歌曲，預告著當晚有抄家的行動。”我害怕受牽累，把珍藏多年侯先生題寫的“不到長城非好漢”詩詞毀掉了，至今痛惜。對比之下，我更感覺到謝校長真正懂知識分子的心理。古往今來，知識分子都把高度信任自己的人當成知已，以誠相待。謝校長對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如此信任，如此推崇，使我感到應打消一切顧慮，全力投入到策劃研究所的籌備工作中去，以報知遇之恩。

謝校長是工作狂，剛過去三天的下午，再次來我家。我把自己反復思考的意見和建議，詳盡地作了匯報，主要有兩點：首先，我認為在千年學府成立研究所，必須體現它的千年文脈，體現書院的固有特點。千年以來，岳麓書院是儒學的研發基地，是儒家文化研究的重鎮，南宋以后又是湖湘文化的一個發源地，因此書院應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而不是成立泛指的中國歷史研究所，也沒必要成立沒有針對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其次，我提出了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機構設計，建議成立理學研究室、書院文化研究室、圖書資料室和古建筑四個研究室。謝校長邊聽邊記，喜形于色，頻頻點頭，連連稱好。他說：“你真動了腦筋，想不到你考慮到如此周密，我來你家很值得。”接著又說：“依照你的想法，煩你草擬一個成立岳麓書院文化研究所的報告，我交成文山校長，經學校討論決定”。并說兩天后登門來取。謝副校長已兩次登門，他工科出身卻對接續書院文脈如此真情意切，令我十分感動。我沒等他第三次來我家，就把草擬的報告送到了他的辦公室。

1984年4月11日，這是值得岳麓書院紀念的日子。這一天，謝彥偉副校長和黨委副書記劉久成來到書院，正式宣布岳麓書院文化研究所成立，任命了研究所的負責人，我任職分管學術研究和教學的副所長。從這天起，岳麓書院千年學脈得以傳承，我也從人文系調離，回到了多年夢想的學術研究崗位。

千年文脈的傳承終于有了一個載體，但文化研究所當時是一個空架子，何時組建研究隊伍、如何籌措經費添置圖書，都是棘手的問題。在與合署辦公的書院修復辦的共同努力下，研究所工作還是有條不紊地展開。為了解決研究人員奇缺的問題，我采取了走出去和開門辦所的辦法，利用自己在學術界有聯系的條件，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北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湖南師范大學、江西教育學院等，聘請兼職研究人員，并得到了他們的支持，有的來所講學，有的承擔書院研究任務，中科院著名學者邱漢生先生專程來書院講學多日，引起轟動。湖南師大的幾位老師把書院當家，除自己擔負研究任務外，還肩負指導年輕研究人員。兼職科研人員不僅成為了學術研究的可靠咨詢，而且擴大了研究所在學術界的影響。這為吸引年輕的研究者、組建研究隊伍，起了積極的作用。

經費問題，也是研究所開辦時的一個突出問題。雖然人員工資由學校解決，但學校未給研究所開辦專門經費，經費主要從書院修復經費中分拔。但書院修復并未被省里正式立項，是一個首長工程，全靠尋求有關首長的臨時性撥付。書院幾項大的修復工程經費是我經手籌措的。書院御書樓是古代書院的藏書樓，稱之為書院三大事業（教學、圖書、祭祀）之一。道光年間，太平軍攻打長沙時，御書樓毀于兵火。不管是從修復書院還是從開展學術研究來講，御書樓都必須重建。1985年5月的一天，求取首長支持的機會來到了。國家機械工業部部長何光遠將來岳麓書院視察。校長成文山在前一天指定由我講解書院的歷史沿革，介紹書院千年歷史上的地位以及書院今后發展的計劃。何部長第一次來湖大，認真聽取講解，不時點頭稱好，對千年學府未來的命運和發展前途似乎有很強的期待。趁熱打鐵，我向何部長匯報了當前修復御書樓的經費困難。何部長停下了腳步，他向我和成文山校長說：“你們提出的問題，今天我在省委用早餐時也有人向我提及（何部長住省委九所）。省政協主席程星齡走到我餐桌邊，向我介紹了湖南省委關于修復岳麓書院的四十二號文件，他提出湖大是機械部直接管的學校，要求我部給予支持。”說到這里，何部長一邊走一邊向陪同人員說：“為了搞好機械工業部與湖南省的關系，我部應該支持。今天了解到岳麓書院歷史，這對未來湖大發展極有好處，經費上給予支持很值得。”他問我修復御書樓需要多少經費，我把修復辦預算的160萬如實匯報，并把請示報告呈上。何部長隨即批示同意160萬元（在上世紀80年代這是很大一筆款項）。并把湖南省委向他提出的要求也寫明在批示上，交代我們抓緊與部里陸總工程師聯系辦理。

回顧書院的建設，從始至今，都得到了黨和政府的支持。1981年，湖南省撥發修復書院第一批經費，以后我們還不斷尋求省領導的支持。其中有件事，令我十分感動。省委書記熊清泉親自對我說了一個“秘密”：“每年省里的經濟預算中都留下了一定數量的機動經費，以備當年的水旱自然災害之用。如果過了八月，湖南沒有發生重大的自然災難，這筆經費可以機動作臨時他用。你在這時候找我，肯定是有希望的。”省委書記向我交底，這并不是對我個人的信任，而是對岳麓書院修復工程的高度重視。從與領導的聯系中，我深化了對修復千年學府重大意義的認識。

同樣，在向原中央書記處書記鄧立群同志申請經費中，我也受到了深刻教育。1989年天安門事件后，由于種種原因，岳麓書院停工一年多，文廟修復工程還未啟動。我們想到鄧立群同志曾經來書院視察，對書院的建設甚為關注，曾三次贈書書院（書院至今設有鄧立群書屋）。此時，我們想向鄧老尋求支持。我和章啟輝去北京，先與他的秘書聯系，讓其通報情況，想等鄧老閑時拜訪，想不到鄧老當晚就在兼書房的客廳熱情接待了我們。鄧老和藹可親，無話不談，特別關心年輕學者的成長，他對剛到書院研究所工作的章啟輝說：“錢是身外之物，生活固然需要錢，不可刻意去追求。”說到這里，他站起身走到書架前，拿出他剛剛出版的兩本篆刻書贈給我們留念。當談到書院修復經費時，他神情凝重地說：“我向國家文物局長（事后才知當時國家文物局長曾是鄧老的秘書）打了招呼，千年學府全國絕無僅有，國家應當支持。為什么未落實呢？”鄧老面有慍色，抬高嗓門說：“你們放心，我一定要文物局盡早撥下經費”。一個月后，這筆文廟修復經費下達，修復隨之啟動。

在各級領導的關懷下，岳麓書院整體修復工程于1990年基本完成。千瘡百孔的雜院變成了散發陣陣書香的斯文之地。書院以宋明理學、湖湘文化、書院文化為研究方向，組織隊伍，逐步推進，凸顯了自己的特色。在三十余年的發展中，雖然學術研究領域不斷拓寬，但總的方向未變。研究所的三個“拳頭”在全國地位日益突出，書院已被公認為全國的書院研究中心和資料中心，宋明理學研究一直處于全國學術的前沿。書院已被省政府確立為湖湘文化研究基地，近年又被省委確立為國學研究中心。古老的千年學術殿堂再現歷史輝煌。

書院的教育功能也煥發了生機，成為國家高層次人材的培養基地。岳麓書院于1986年招收歷史專業班以后，1990年獲得了中國思想史碩士點。在此基礎上，以后獲得三個博士點、一個博士流動站和四個碩士點。2008年書院恢復歷史專業本科招生，書院已形成本科、碩士、博士的教育體系，趕上了新時代高等教育的大潮，顯現了古老而又年輕的魅力。

這雖都是后來發生的事，但學者們說，這與當年文化研究所的頂層設計的正確有著緊密聯系。后半生我有幸在書院工作中度過，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義的日子。從書院成立的第一天開始，我正式歸位于屬于自己的教學和學術研究的崗位，開始了我學術研究的豐收期，廿年與書院發展聯系在一起，難舍難分，成為我人生最重要的歷程。除了重振書院，我十多部學術著作也是在岳麓書院完成的。這是改革開放的時代給我的機會，也是千年岳麓書院文脈對我的引領。

學研與會記

一生中參加的學術研究會議，幾乎數不清。雖然每一次與會都有收獲，但隨著時間推移大都已忘卻。唯有1978年秋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實踐檢驗真理標準學術討論會，會議討論的主題及氣氛歷歷在目，銘記于心。

1978年，在鄧小平同志的倡導和領導下，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思想解放的春風吹走了沉悶的冬天，改革的號角驚醒了神州大地，社會主體精神的振奮前所未見。當年8月10日，我與省委《新湘評論》主編陸魁宏及一位姓黃的同志，作為湖南省的三名代表應邀參加全國實踐檢驗真理標準學術討論會。參加這種盛大而極具學術影響的全國性會議，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八月的這一天，北京天氣雖預報三十多度，但南風勁吹，并不顯得炎熱，只是參加會議的學者們似乎都感到心中火熱，急待大會開幕。

上午，大會在北京朝陽區黨校大禮堂舉行。出席會議的中央領導有胡喬木、鄧立群、周揚、解放軍總政負責人等。會議由胡喬木主持，他就大會召開的意義及全國思想發展形勢作了報告。接著，安排了谷牧副總理訪問歐洲的介紹、輕工業部長楊波關于工業發展新形勢的報告。會議中，周揚作了以推動思想解放為主旨的“打鬼”報告，鄧立群也作了講話。另外，還有幾位經濟學家介紹市場經濟帶來新形勢的專題報告。如此高層次和高規格的連續報告，我第一次碰到，我聽到的是新思想新概念，報告語言新學風新，令人耳目為之一新。我感到自己好比籠中鳥，閉塞在湖南。雖然知道南京大學胡富民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覺得這在哲學理論上并無新的立意，只是重提和強調這一理論的重要性，至于實踐檢驗討論對解放思想和批判“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必須執行，凡是毛主席說的話都必須照辦）的政治和思想意義并不了解。這次與會，我發現自己對當時思想解放的形勢幾乎是耳聾目暗，深感自己是時代的落伍者。

會議安排了幾天的小組討論，可謂空前熱烈，對“文革”中的文化浩劫、極左路線的危害，尤其是對“兩個凡是”的清算最為激烈。小組會上學者們慷慨的陳詞、犀利的語言、有棱角的理論，給我極大的震撼。在小組會上使用最多的詞語是“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我原在史書上讀到，“撥亂反正”源于《春秋》，“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并提，則在南宋時期湖湘學派巨子胡寅的《上孝宗皇帝萬言書》多次提到。想不到這兩句匡復亂時的言辭，竟成為新時代討論的話語，我感到這不是一般的學術討論。檢驗真理的哲學命題，我在課堂上不知多少次向學生講述，現在，我才對它深刻的內涵有了真切的感受。

出席會議，我也提交了一篇文章。1963年發表論文以后，直至1978年，迫于形勢，我在學術上已封筆，不再寫學術文章。這次有幸應邀出席會議，我不能空手而去，雖然消息閉塞，還是大膽地寫出了《如何才是真正捍衛毛澤東思想》一文。這篇非常粗淺的論文，我原不準備在小組會上作系統發言，但主持人大概是因為我寫了文章，點名要我發言，并給了二十分鐘。最初發表檢驗真理標準的作者胡富民也在場，我無法推卻，只好就與會中已感受到的認識結合自己論文作了發言。我主要談論多年來在學術上和社會上流行著的不正常現象，言必稱語錄，文必引語錄，語錄滿天飛。我認為語錄被看作是經典學習的捷徑是不正確的，其本身的選擇和編輯存在著許多弊病，主觀性、抽象性、孤立性非常明顯。經典作家所闡述的語錄有其深刻的精神內蘊，并不是簡單的上口的言辭，只鼓吹讀語錄、背語錄，恰恰違背了經典作家的精神，閹割了語錄中的立場、觀念和方法。“文革”中打語錄仗、各用語錄攻擊對方、各自標榜為真正的革命者，是非對錯分不清，就是深刻的教訓。當時我雖還沒有提出批判“兩個凡是”，但引起了與會學者的興趣和注意。這是我從事學術工作前20年中最大膽的發言。稿子只給老同學鄧樹增看過，當時對形勢還心存余悸，沒有保留下來，非常可惜。

學術討論會既是交流會，也是難得的學習機會，與會同志都感到收獲大，開闊了視野，活躍了思想，加深了對檢驗真理標準的認識，體會到真理標準的討論一定要與清算“文革”的流毒相結合，必須與推動思想解放相結合。大家摩拳擦掌，準備回到省里大干一場，發動與推動真理標準的討論。湖南的三位代表也認真討論了回湖南發動與開展真理標準討論的事項，并且擬定了提綱與分工。

就在回湘的前一天，陸魁宏同志忽然被中宣部部長叫去。在此之前，陸魁宏兩次被叫去中宣部。這次會議，解放軍總政參加了，中宣部卻無人參加，令人感到奇怪，陸魁宏一再被叫去中宣部更可深思。但我那時一介書生不懂政治，根本沒有往深處想。我急待陸魁宏回住所，轉達張平化同志關于我們回湖南如何傳達會議精神的指示。萬萬沒想到事與愿違，被要求傳達的不是會議精神。陸魁宏說：“平化同志指示說，回湖南向省委匯報，檢驗真理標準，湖南進行正面教育，學習《實踐論》，學習湘鄉經驗”。（當年湘鄉是全省樹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我聽后十分失望，也極茫然。

既然中宣部領導有新的指示，我們原來準備傳達會議精神、大規模發動檢驗真理標準討論也就沒有必要了。但回到學校，在湖南大學理論專業班同學們的迫切要求下，我還是作了會議傳達。同學們聽后都很振奮，展開了熱烈討論。

北京會議后，關于實踐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全國展開，揭開了思想大解放的序幕，對“兩個凡是”的批判也提上了日程。但這次討論在湖南未能展開，湖南似乎置身事外。幾年后，有人畫出了一張《全國各省真理標準示意圖》貼在五一路，凡是展開討論的以紅色標識，凡是未討論的以白色標識，地圖上惟有臺灣和湖南是白色。這雖是后話，但北京召開的這次實踐檢驗真理標準討論會，在促進思想解放和清算“文革”流毒中具有里程碑意義，已經載入史冊。我有幸與會參加討論，受益終生。從此之后，我懂得解放思想是永久性的要求，它是思想僵化、因循守舊、抱殘守缺的克星，是保持思想活力、理論日新的催化劑。保持思想解放是學術研究者的靈魂，失去了這個靈魂，思想就會僵化，學術也隨之寂滅。這是我的真切體會，也是一輩子秉承的學術研究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