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小凡，男，1935年10月出生，湖南漢壽人，大學文化，中共黨員，現任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湖南省社科聯合會主席團原執行主席，湖南省黨的建設研究會原副會長，山西省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原顧問，湖南師范大學、海南省委黨校等校教授。曾任長沙大學黨委書記，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組織員。1998年被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評定為湖南省榮譽社會科學專家。

活到80歲，不能說一輩子沒干過自認為滿意的光鮮事，也不能說沒有通過學習、反思得以頓悟的進步，本想借社聯征文之機，回顧總結，給自己作個交代，但苦思數日，總覺得浮光掠影，片段支離，連綴不起來，勉強寫出來也不像自己。究其原因，大概是一生中“過五關、斬六將”的事少，“走麥城”的事多。

回憶中，一些難忘的人和事，一一涌上心頭，有的溫馨、振奮；有的苦澀、尷尬。但都或深或淺在思想上打下了烙印，有的影響我一生，有的甚至使我發生了生命旅程中的根本性轉折。把這些寫出來并不如何光彩。但實話實說，才能心安；于關心我者才算負責。這些事本身交集并不多，其邏輯關聯只體現于我的認識變化，影響的大小、時間、深度也不相同。為此，我只能以最早發生的時間為起點逐個敘述。

心心相印的啟蒙

抗日戰爭勝利后，我隨在中山大學任教的父親來到廣州。當時家里來的學生川流不息，大體可分為三類：一種是與父親探討他的專業——“統計學”的人，他們大多為已畢業或將畢業的較年長者，行年十歲的我，對他們因崇敬而畏怯，不敢打擾。一種是想打著父親的旗號，抱團謀利者，父親對之禮貌性的接待后，就讓他們自由接談，而他們談得最多的是功名利祿，吃喝玩樂，我不滿于他們的世俗喧鬧，很少搭理。只有一位比我年長一倍的一年級學生，是抱著“立雪程門”的態度來的，他與第一群體在學業上暫時還少共同語言，與第二群體感情上又格格不入，通常是找個較安靜的角落默默讀書。我對他由好奇到欣賞，有問題只愿向他請教，交談多了，他向我敞開心扉，大談抱負，使我形成了一種信念，不能在知識的長河中滴下點墨，就枉活了一生。他見我求知興趣日濃，送給我一本《世界科學家小傳》，這本薄薄的小冊子讓我知道了阿基米德、高斯、牛頓、愛迪生、張衡、祖沖之、郭守敬、徐光啟等偉大科學家的名字，決心以祖沖之、高斯為榜樣，以跨入數學殿堂為追求，開始有目的、有計劃的重點攻讀數學。雖然因為信念不堅、智商不高，少年的志向化為了泡影。但是，他的啟蒙，讓我樹立了一個與社會進步要求合拍的高尚理想，注入了力學、增智、敦品、促行的不竭動力。學生時代，鞭策我相當吝嗇的利用時間、不敢虛度光陰，中學畢業時，即自修了大部分高等數學，其他學科也打下了較扎實的基礎。被貶中學后，以高中的學歷先后擔負過高初中數理化語史政六門課程的教學任務，得到了學生的信任，保住了起碼的尊嚴。1957年，我人生發生第二次大轉折，由一個被信任、有前途的干部突變為“控制使用”（檔案中的結論）的中學教員，1959—1968年的十年內，被批斗三次，由群眾監督勞動改造四年。我沒有怨恨組織，也沒有自暴自棄，支持我不倒的靈魂是參加革命后注入了共產主義價值觀的少年理想，我堅信總有一天人們會相信我不是反革命，而是一個力求有益于社會的人。當1968年上午宣布 “解放”（恢復黨員、教員身份），下午就叫到縣革委起草文件時，我既無怨也無喜。一時的得失，對于我已無關緊要了，不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都能以平常心度之。

少年時的苦學培養了我的學習興趣、習慣和能力。我先后做過機關干部、教員、飼養員、翻砂工、建筑施工員、會計，都算基本“稱職”，靠的是通過突擊自學，掌握了相關業務。離休后，摯友經常勸我多保養，少看書，我對他們的關心衷心感謝，但是如果脫離了學習，我的生命也就枯萎了。2013年，我在湘南學院給青年學子們設講座，對孔子年十五而有志于學，加以鋪陳，闡明立志與為學是對個人一生都起關鍵作用的兩大密不可分的支撐點，確實是出自切身體驗的肺腑之言。

促我激進的義憤

八、九歲時，因為逃避日寇，母親攜全家躲入深山老林的宜章莽山，寄住在一座小廟里。廟里的神在當地人口中極為“靈驗”，我受父親的熏陶，自幼不信神，悄悄把神的眼睛刮了，一時掀起軒然大波。方圓一、二十里的頭面人物，齊聚小廟，討論如何求神寬宥。我見禍闖大了，只得向他們承認，事情是我干的，愿意承擔一切災禍。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國老百姓的寬厚，他們沒有代替神處置我，而是把我交給了神處置。幸運的是此后幾個月內，我居然無病無災。于是輿論大變，我被認為是連神都不敢報復的人，我家受到了優待，我則受到了超乎成人的尊重。當地一位有點國學功底的老鄉紳居然引我為忘年交，除了把家藏的《幼學》、《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等國學基礎讀物和《三國》、《水滸》、《說岳》等古典小說敞開讓我閱讀外，還經常同我說古論今，指導我寫古文評價歷史人物，一篇頌岳貶關的《關岳論》受到了他的青許，聯系當時對隨時可能國破家亡的憂慮，學習岳飛的愛國精神，維護國家的尊嚴成為了我做人的底線。

抗戰勝利后，國破家亡的威脅沒有了，于是為了將來能更好的報效國家而一心讀書，對正在進行的內戰并不十分上心。1946年冬，美國兵皮爾遜在北京東單公然強奸北大女生沈崇，開始我只把它當作是個人犯罪，認為任何國家都難免有惡棍，仍不上心。后來蔣介石政府不敢處置罪犯，交給美軍送回美國，讓他逍遙法外。我認為事件的性質起了根本性變化：蔣介石政府不敢維護民族尊嚴，公然出賣國家主權，美國政府恣意踐踏中國人的民族尊嚴，侵犯中國主權，美、蔣政府的行為比惡棍皮爾遜的行為惡劣千百倍，是我絕不能容忍的。于是我人生出現了第一次大轉折，由一個平靜的讀書人變成了一個反蔣反美的激進分子。因這一注意力的分散嚴重影響了實現少年抱負，雖然這對于我來說算是失策，但我至今不悔，因為在事關國家主權、民族尊嚴的問題上，我做了一個有血性、有骨氣的人。由于年齡小，不引人注意，常被安排做些傳消息、送材料的危險事。湖南解放后，直接聯系我的一位湖大學生參軍，我做的事不再為人所知，我也就不再提及。但這一年多卻是我生命中最有意義的時期之一。它讓我由一個共產主義事業的旁觀者、局外人，變成了不惜為之獻出生命的積極參與者（雖然我不是地下進步組織的正式成員），而且對這一事業的真理性、正義性、必勝性從來沒有懷疑過。1957年后，三次被當做反黨分子批斗，我沒有對黨離心離德。退休之后，我常引以自豪的話是：“終于沒有人懷疑我是反革命了”。

神秘而危險的工作，培養了我膽大、自信的性格。十五、六歲時，在農村土改，背著桿長槍，獨自一人行走于解放前的土匪窩里，與老虎碰過面，風雨之夜穿過尚未收尸的殺人刑場，從不知害怕為何物。分配工作時，不管對新崗位的業務如何生疏，只要組織需要，從未推辭過。

對美國政府的憎恨，使我在分析世界大局時，敵友分明而保持了比較清醒的頭腦，有助于我在評價黨執政以來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時保持基本公允的態度。我認為中共與蘇共在戰略上的根本區別就在于處理與美國的關系時懂不懂、敢不敢、能不能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只有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才能高舉共產主義的旗幟。正是由于我們黨高舉兩大旗幟，從不動搖；我對黨的信賴和理想信念也從未動搖。我不否認美國人民、美國文化（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 具有特色鮮明的優點，學習這些優點是推進我國現代化所必需。但是，幾十年來，不論哪個黨執政、哪個人當總統，執掌美國政權的精英層，在上世紀40年代末處理惡棍皮爾遜時所表現的“美國人優于他國人，為了美國的利益和尊嚴，可以無恥粗暴的侵犯他國利益、踐踏他國尊嚴，強權強奸公理”的態度一直未變，全球化只是使這種行徑更橫蠻，對世界的傷害更嚴重而已。美國政府以“莫須有”的理由，把阿富汗、伊拉克拖入深重的災難，吃不消了又棄之如敝履。充分說明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比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更惡毒。在事關國家戰略的問題上，對于主張學習美國某項長處的人，不管同意不同意他的觀點，我都是尊重的。但是對喪失民族氣節、拜倒在美國腳下，認為中國人比美國人低一等，主張全盤“美國化”的人，不管來頭、名聲多大，我都是鄙視的，不愿也不會同這種人一道行走。在民族氣節上我終生都是挺直脊梁的。這一歷史選擇，是自我反省時能不自責的少數事件之一。

永遠愧對的父親

因為日寇入侵，父親隨任教的中山大學遷徙，母親帶著我們姐弟到處“逃難”。自幼與父親聚少離多，他對我們采取“放羊式”教育，批評、表揚都少，更不打罵。我對子女沒有采用他的辦法，而是遵循了“嚴父”傳統。教孫子時卻基本執行了他的方針，只提供建議，一切由孫子自己決定，其效果明顯高于對子女的教育。以至子女們頂撞我時就說：“如果你對我們，也像對他們一樣，我們不是現在這個樣子。”老人家對子女的教育重在激發潛能，確實棋高一箸。我身受恩惠而不自覺，這是有愧的第一點。

父親人脈很廣，國共雙方都有他的好友，都有人被他冒險救助過。他的學生要到國民黨政府謀差，他推薦；要投向共產黨，他也資助。1947年還當上了偽國大代表。當我開始追求進步，接觸到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后，對他的行為極為反感，認為他騎墻投機，沒有原則，最終投向了反動營壘，助紂為虐。把父子關系當成了敵我關系。一解放我就決心同他徹底劃清界限，發表公開信對父親進行批判。父親對我變成一個無情無義的人難以理解、接受而悲哀。當時比較成熟的領導人也不支持我之所為。時任湖南大學總支書記、學校黨組織主要負責人的余志宏同志責備我：“你并不了解你的父親，憑什么批判他，為什么要同他劃清界限?！蔽易钭鹁吹拈L沙市主管學生工作的團市委和文教黨委負責人也語重心長的對我說：“你的任務是努力學習，爭取成熟些，不要逞英雄?！笨墒敲襟w的鼓勵、學生群體的支持使我頭腦發熱，盡管生活艱難，卻硬著頭皮拒收家里的生活費，自認為脫離了父子關系。1954年父親中風后，不能言語。中南財經學院黨委領導同志來家探視。問：把你女兒叫回來，點頭。再問：把你兒子叫回來，搖頭。表明他真傷心透了。但是學校黨委還是通過湘南區黨委把我叫到了武漢，走之前領導交代：聽學校黨委的，不能再任性。學校黨委嚴肅批評我說：你以前的做法既不符合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也不符合你父親的實際情況，你父親是一個努力以自己的知識服務于人民的人，一個志愿跟黨走的人。我這才知道自己把父親當做敵人是何等荒謬，而這時父親已離我而去，連向他懺悔的機會都沒有了。對父親的深重愧疚，使我悟到黨性和人性不是對立的。人性要求愛護人的生命，關心人的權益，尊重人的尊嚴，這也是黨性的起碼要求。在分析處理人（特別是親近的人）的關系時，要全面了解，具體分析，慎之又慎。毛主席說：“對人的處理要慎重?！闭俏ㄎ镛q證法與中國傳統倫理有機結合的至理名言。踐踏人的尊嚴就是偏離黨性?！拔母铩睍r期我被人戴上各種不符實際侮辱人格的帽子，從生理上體味了“肺都氣炸”的滋味，更進一步認識到自己因幼稚狂熱給父親亂貼標簽的可笑、可悲、可恨。二十年的心靈煎熬逐漸感悟到對人慎重與否是檢驗一個人是否厚道的標尺。只有厚道的人，才能得到真誠支持，有了親和力才有執行力。沉痛的教訓，通過嚴肅的懺悔、反思，由反面走向了正面。年近半百時，結識了一位忘年交，幾年的近身觀察，看到他對父母講孝道，對組織講忠誠，對朋友講情義，對一位去世受詬病的朋友，既不掩飾，也不離棄，細心周到地為之料理后事、撫慰遺孤。黨性與人性的統一化為了他的個性，行之自然，毫無矯飾。由此我斷言他必成大器，事后果然。

最近從國民黨的解密材料中看到，父親是國民黨撤出大陸前全國通緝的56名、蔣介石親自批準要暗殺的87名社會活動家之一。世兄們告訴我，父親是使統計學在中國成為一門學科的奠基人之一，是部聘教授。漢壽縣地下黨一位負責人的回憶錄中說，策動父親競選偽國大代表是縣工委為了阻止國民黨漢壽縣黨部書記長當偽國大代表的策略。事實表明：父親是個有較高學術造詣、愿意跟上社會進步潮流的知識分子。湖大與中南財院黨組織對他的評價是客觀的。余志宏同志當年對我的責備，本已指明了事情的本質，可是我卻認為他出于師生感情，放棄了原則。對這位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立有大功的領導同志也等閑視之，一味自大固執，對父親無禮冒犯，持續四年，經多位長者、智者教育，仍無悔悟，是我終身有愧于心的大憾事。

高中畢業時，長沙市團委希望我參加工作，但也不反對我繼續求學，在事關我終身前途的關頭，父親不再計較我的不孝，以65歲的高齡，步行十余里到學校。勸我說，如果組織上一定要你參加工作，理應服從；如果允許你選擇，以你的條件和性格搞學術比搞政治工作將來的貢獻會更大一點，還是選擇升學好。在同我一起被動員參加工作的同學中，有的選擇了升學，組織上并未責怪。而我卻偏要與父親較勁，放棄了最感興趣的數學，去干自己陌生的事，換來的是二十年的坎坷。撫今追昔，我對“知子莫若父”“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的俗語感受彌深。當年輕同志有所垂詢時，我就會想起父親在教育我失敗時那種無奈和絕望，實話實說地談自己的尷尬與教訓，希望他們在人生選擇時，把照顧興趣、發揮特長與服從需要更好的結合起來。對父親的諄諄教誨，置若罔聞，褻瀆了神圣的父愛，是有愧于心的第三點。

春風化雨的老師

進入高中時，很受老師看重。教數學的袁力殊老師特許我可以不聽講，不交作業，在課堂上自學高等數學，不明白的地方還主動點撥。教化學的陳家友老師把實驗室的鑰匙給我，讓我自主做實驗。他們的信任和因材施教，堅定了我攻克學習難關的信心，提高了我研究問題的興趣。我對兩位老師不僅尊敬，而且有引為知己的親近感，對他們所教的課程也有了不學得最好就對不起老師的責任感。

校長曠壁城老師對我更寄予了極大期望。隨時能感受到的關注，對我既是壓力也是動力，使我決心成為一個他心目中的好學生。對我批判父親，他雖未置一詞，但我還是感受到了他的失望。我故意斷絕經濟來源，他默默支持我完成了高中學業。離校那天，才把我叫到辦公室說：“你最大的毛病是什么都不懂，卻認為自己什么都懂，感情代替理智，不聽勸告，固執己見，今后遇事要弄清前因后果，三思而行，否則要吃大虧?！碑敃r，我的思維是直線的、教條的，在感情上對他崇敬而感激，思想上卻把他視為帶有封建意識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他語重心長的教誨，沒有反駁，也沒有聽進去。以至七年之后，正是因校長指出的大毛病，摔了大跟頭。1980年我調回長沙后去看他，見面第一句是：“羅小凡，三十年了你還是這么油渣（不講究）”。隨后就為我整理衣領，拉伸衣服。四十多歲的我一下子被拉到了少年學生時。接下來的談話中，他是那么的精神矍鑠，思維清晰，談“文革”中個人所受的委屈輕輕帶過；對粉碎“四人幫”后形勢的分析公允中肯。一席教導如醍醐灌頂，受益匪淺。這才體會到了這位長者的大忠誠、大智慧和對我的真誠愛護。從學長們口中得知，解放前夕他冒著極大風險，拒絕向國民黨特務機關交出學校中反蔣活動分子的名單，更深切地感到這位被我視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人，對黨的認識遠比我客觀冷靜。只有建立在這種認識上的立場才是不可動搖的。對自己看問題時常因情緒化而帶片面性的毛病，有了更清醒的認識，評價人物、推介人才也就逐漸審慎了。

教歷史的易仁亥老師對我的包容，使我在尷尬的反思中逐步悟得了什么叫“大智若愚”、什么叫“有涵養”。我剛讀了兩三本唯物史觀方面的書籍，就對他的授課說三道四，狂妄地想“糾正”他的“唯心史觀”。他對我的胡說，一律心平氣和的聽，有時也從正面點撥幾句，無奈我盲目自大，聽不懂他言簡意賅的教誨。估計他對一個史學尚未入門的毛孩子妄談史學，肯定感到難以理喻，而姑妄置之，一直對我寬厚容忍。畢業后，接觸史籍多了點，才感覺到當年因無知而無畏，實在對不起老師?！拔母铩?中對于一些歪曲事實、強詞奪理的批判，氣憤難平時，想起自己對易老師的態度，也就不去爭辯了。恢復工作后對這些同志能胸無成見、一如既往，也來自易老師的身教。回長沙后，我懷著愧疚的心情去看老師，看起來他從未把我學生時的不敬當回事，敞開胸懷地與我談起了史學，用豐富的史料，有理有據地訂正了教材上好些錯誤的說辭，對于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評價更是鞭辟入里，獨具新意。一天下來，他講我聽，真是如浴春風，如沐化雨。從此，經常登門求教，四十五歲后重新拜師學史，雖然不能說已經入門，但至少不像過去那樣無知了。

授我以漁的匠心

雖然當學生時也寫過幾篇得到老師首肯的作文，但是寫文章既非我所長，也非我所愛，從來沒想過一生會以寫文章為主業。把我引上這條路的人，首先是1950年任共青團長沙市委宣傳部長的陸方同志。是她推薦我當了中南區團委機關報的特約通訊員，一旦有了寫作任務就把我叫到團市委，親自定主題、擬提綱、提供觀點材料，讓我連綴成篇。我對組織交代的任務雖不講價錢，但對這項任務卻深以為苦。每當寫不下去了，就想甩手不干。她就說：“你不好好干，我報告劉晴波同志”。劉晴波是主持團市委工作的副書記，雖然那時心目中對官大官小并不在意，但劉晴波同志嚴肅沉著、不怒而威，令我敬畏，就只好老老實實的完成任務。隨著見報的文章增多，雖然尚不能以寫作為樂，也不再以之為苦了。她的諄諄善誘，引導我掌握了一門技能，后來我幾度變換工作，都能適應要求，受到領導信任，對她實在感激?！拔母铩敝?，她被逼自殺，聽到消息，很是難過了一陣子。

幫我把寫作技巧提高一步的是1952-1953年擔任團郴縣地委秘書的莊仁杰同志。我作為省團校的學員參加省土改工作團到宜章土改，被團郴縣地委書記何大群同志留下來當干事，派到郴縣高雅岺鄉蹲點，直屬莊仁杰同志領導。他對我要求極嚴，每項中心工作都要求就團支部如何發揮作用寫出總結。對我寫的材料，常用剪刀來改，很傷我的面子。但經過他剪輯編排去掉繁雜后，文章馬上顯得精練明白了，讓人不得不服。文章雖經他再創作，發表時他卻從不署名，讓我以個人名義發。團省委主辦的《湖南青年》，幾乎期期都有我的文章，于是乎我就成了個“能寫”的人。在他手把手的指導下，我的寫作水平確有提高，他也不再用剪刀改了。于是幫我總結經驗：“靠讀作文指導和語法常識，很難學會寫文章，有效的辦法是‘改’：要體味名家修改的文章原件，體味別人對自己文章的修改，最重要的是對自己的文章反復修改。”一個“改”字令我受益終身。后來幫助其他同志為文時，照樣強調“改”字，效果屢試不爽。遺憾的是，在肅反運動中他被逼自殺了，我開始不敢打聽；緊接著因政區調整，我被分到團湘南區委，更無從打聽了。但是，我從未想過同他劃清界限。在我心目中，他始終是用嚴格要求關愛后進的好同志。

情理并重的信任

上世紀50-70年代，一直在政治上對我產生重大影響的當屬郴州地委秘書長曾抱平同志。他是抗戰中奔向延安的中學生，在地級領導干部中算是“文化人”，比較了解青年知識分子的特點。我當年比較肯干敢干，也比較驕傲自滿。他對我一方面壓重擔，抽調我獨立執行比較重要的任務，安排我給地委高級學習組當輔導員；一方面嚴管教，沒有表揚，只有批評。有一次我用團地委的名義發了份號召書，他立刻在地委通報上作為文牘主義、形式主義的典型點名批評。我去向他解釋，他批評得更厲害，要求我深挖自以為是的思想根源。由于他不斷打壓我的傲氣，為我隨后不久遭遇大挫折打了預防針。一個大跟頭摔下來，居然沒有自暴自棄?！胺从摇边\動中他被打成“右派”，我也因不適合在地委工作而調到中學。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正式批判我。第一頂帽子就是“曾抱平死黨”。批判者說：“提拔你時，呈報表上寫的是團地委辦公室副主任，曾抱平在地委會議上建議改為主任。不是死黨，他為什么那樣關心你？”這件事曾抱平同志從未向我透露過（充分證明當年領導干部組織紀律觀念強，出以公心，不結私黨），我毫不知情。但畢竟比那些捕風捉影、無限上綱的批判有據有“理”，我只好認了?！八傈h”的帽子從此一戴二十年。1978年調回郴州地委，組織部干部科長正式向我宣布：你戴的那些帽子并未記入檔案，檔案中只有“控制使用”的結論，已經取消了，你現在的職務已相當反右前的職務，可以算是完全平反了。我對這一結論，既無反感，說實話也不十分感激，一副平常心態。曾抱平同志也已平反，但尚未安排工作。我帶著平常心去看他，對他說，當年組織上要我同你劃清界限，我表示，一定劃清界限，是真心話。要我檢舉揭發你，我也沒有想過隱瞞包庇，只是苦于沒有材料，揭發不了，所以最終界限還是沒劃清。我雖二十多年被定為“曾抱平死黨”，但是比起50年代地委大院的幾支筆，與他的關系畢竟疏遠一些。一席真話，我們的距離更拉近了。1989年他被自行車撞傷，不幸逝世，我在省委組織部工作，奉命去參加他的追悼會（作為老部下，沒有命令我也會去的）。家屬對人說：老人臨終交代，撞我的人并非故意，不要為難他。我再一次被他的寬闊胸襟感動，為“曾抱平死黨”感到自豪。

1972年大學恢復招生，先由各公社推薦應試生，再由縣教育部門組織統一考試，在地區擇優錄取。我在汝城縣革委教育組工作，把全縣的應試生集中起來，復習了半月，汝城的平均成績大大超過郴州地區的平均成績，多錄取了幾名學生。開始時皆大歡喜，張鐵生交白卷后，全國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回潮，我被列為回潮的急先鋒，需要再次被批判。請示新來的縣委書記時，他說：“這件事也不能全怪他一人，我們也是知道的?！卑盐摇氨！绷讼聛??？h革委政治部一位負責人對我說，不是書記“?！蹦?，又得挨批。我對政治運動中逼著熟人之間相互檢舉揭發，十分反感，特別害怕逼我揭發友人和領導。因此，與過去的朋友完全切斷了私人聯系。新來的書記與我同在團的系統工作過，為了不給他添麻煩，我一直回避他。既然他冒著風險，出面“保”我，理所當然應去感謝。談話中，我感到他對我的情況有所了解，是關心我的，從而打破上下級的拘束，講了真話。他問我對今后有何想法，我說，我在教育系統太臭，干下去思想壓力太大。他未置可否，但不久后我就由教育組調到了縣五七干校。干校辦培訓班時回校，平時則在縣委辦協助工作，實際上當了縣委的幕僚。1957年以來不斷增強的思想壓力，初步得到了緩解。鄧小平同志復出后，縣里的工作得心應手，月月有起色，他高興，我也高興，覺得雖沒有個人前途，但能實打實的為黨工作，比前幾年逼著說違心話、干違心事已不可同日而語。他不能改變我的處境，卻改變了我的心情，我對他十分感激。雖然工作任務奇重，都不以為苦。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要求轉彎子。我對他說，要轉這個彎子，實在跟不上，繼續干下去，不但自己挨批斗，還會給縣委添麻煩，希望請病假。他不但沒有批評我，反而出主意說，這兩年多，你五七干校、縣委辦兩頭跑，實在太累，以后就專管五七干校，先到那些先進的五七干校去參觀學習再說。再一次把我“?！绷似饋?。正是他提供的這次機會，我得以見到原任吉林省委常委，時任吉林五七干校副校長的宋振庭同志，他沒有因我官卑職小而輕視，同我進行了一場推心置腹的談話，其中極富哲理，重新激起我生活勇氣，讓我終生受用的兩句是：“什么時候刮風下雨我們不知道，但是自己有幾斤幾兩能夠知道，也應該知道。”思想上得到宋振庭同志的啟迪，組織上受到縣委書記的保護，使我平靜的度過了1976年前十個月那段兇險的歲月。1983年我在省委黨校工作，他從郴州地委副書記任上到省委黨校補習文化課，才告訴我他原來打算讓我當縣委辦副主任，但因為檔案上有“控制使用”的結論擔不起擔子，請示了地委書記石新山同志，石書記算是開明人，聽了我的表現后，表示可以用，但不要大用。這才把我放到了縣五七干校。同舟共濟三年多，我們已心靈相通，但他卻始終沒有向我透露這一信息，操守真是嚴謹。 

粉碎“四人幫”后，接任縣委書記的曾春桃同志，重新讓我在五七干校和縣委辦兩頭跑。除了像前任書記那樣政治上信任，生活上關心外，還給了超乎尋常的禮遇。春節親自來家訪問，加晚班時親手送來夜宵，還謬贊說“如果干部都像羅小凡夫婦一樣工作，共產主義都會來得更早些”，以至“文革”前的縣委書記見到我時說“還是你們知識分子有辦法，這么快又起來了”。因反右受負面影響的人中，我算幸運者之一。1978年正式平反前，汝城的兩位書記已經在人格上、精神上為我平反了。

雪中送炭的同情

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批斗，以不戴帽子，免予處分、恢復原來的工作終結。從此我更加謹言慎行，夾著尾巴做人。1966年“文革”剛在縣一級展開，縣委常委開始“清五界，查黑幫”。書記問：“羅小凡怎么樣？”主持縣委宣傳部工作的副部長郭懷灼同志答：“過去的情況不了解，這幾年倒沒有什么。”書記立即生氣說：“我當團縣委副書記時，他就是團地委辦公室主任了，沒有什么會來汝城？”（應該說書記按當時的政治邏輯推斷并沒有錯，如果不是1977年他說了那段傷人的話，我對他決不會心存芥蒂）。于是，我當做“黑幫分子”被揪了出來，郭懷灼同志則因對我有包庇之嫌，被取消了主持宣傳部工作的資格（這些信息是書記、部長和我都成了“群眾專政”的對象后，一起被監管勞動時面對面講的，其真實性毋庸置疑）。盡管幾年來如履薄冰的做人，仍然在劫難逃，一時實在想不通。批斗中的精神侮辱、肉體折磨也忍受不了，幾次想到死。但女兒才兩歲多，深恐因我“畏罪自殺”（以我的切身體會，政治運動中自殺者，99%以上應是想不通，受不了，“畏罪自殺”對他們來說是個極不公正的詞語），成為“反革命子女”一世不得翻身。愛人也想盡辦法闖到監管地對我說：“你最壞的結果是雙開，我可以靠勞動養活你父女，你一定不要死。”相濡以沫的真情，支持我忍辱茹苦的挨了下來。

雙搶時節，被學生帶到農村邊勞改邊批斗，更是苦不堪言。但是只要離開監管人的視線，就有群眾來勸我，想開些，多吃點，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一次割禾收工時，監管學生又劃出一片田來，要求割完了才準收工。按我的體力，一天也難割完。我正擔心會累死，突然一大群孩子踴進田里，一下子就把禾割了，齊聲催我收工。有次監管者罰我不許洗澡，一位生產隊長親自提了水來，帶我去洗澡。公然同情“黑幫”，即使是農民也可能被追究。他們無私無畏的同情，使我感到人間自有真情在，在極度無助絕望中注入了掙扎下去的力量。靠殘酷折磨人表現自己的狂熱學生畢竟是少數，相當多的學生以各種形式向我表達了撫慰之情，有些學生還自發組成小組輪流暗中保護我。有次游街被人踢倒在街上，我頸上掛著近20斤重的黑牌，無法自行爬起，混亂中可能被踩死。跟蹤保護的幾名學生立即把我拖了起來，推進支左部隊營房，讓我度過了最兇險的一劫?！拔母铩敝衅?，汝城的造反派分為嚴重對立、武斗不斷的兩派。我與縣委書記、常務副縣長等十幾個“三反”分子被革聯派關在縣郵電局。他們被紅農聯派打敗后，要綁著我們一起逃跑。如果我們被捆著跟他們跑，難免被拖死。這時郵電局一位老工人主動來捆我們，故意拖延時間，大概是革聯的頭頭們等不及，先跑了。他就把我們放了出來，恰逢一位學生的兄弟聽說縣城大亂，專程進城找我，把我接到他家，才轉危為安。文革中我得到好人（其中相當多的人并不認識）關照的事不勝枚舉。列舉的僅是從死亡線上把我拉回來的幾件吉光片羽。生死存亡讓我感到，普通勞動者（特別是工人、農民）幾乎都是與人為善的，我對他們永遠懷著尊敬和感激之情。相比之下，親近的知識分子倒最易翻臉無情。毛主席要求知識分子向工農學習，與工農結合，真是一語中的?？上КF在有的人對這一教導漸漸忘了，以致某些著名的“文化人”成了人格扭曲的怪物。

終身追隨的領導

1985年，剛由市委書記提任湖南省委常委的一位同志，通過秘書送給我一篇自己撰寫的文章，我把它按邏輯順序編在了一本論文集的中部。這本書中只有一位省級領導的文章，我卻沒編在顯眼位置，于是向他的秘書說明，為了不打亂論文集的邏輯體系不得不這樣編。這位領導，隨即打來電話說：“我就是一作者，如果要改觀點需要商量，取舍編排就請你們自定”。我感到這是位通情達理、平等待人的領導，可以放心對他實話實說。

不久，我就解決干部工作中“濫擴編、濫升格、濫提級、濫升官”問題，向他寫了個書面建議。他立即批示，發在《湖南組工通訊》上。中央黨?！独碚搫討B》主編看到后，請他把批示的內容擴充為一封回信，加上我的原信，以《關于干部問題的通訊》為題在《理論動態》上發表。此文一出，反響強烈，先是數十家報刊轉發摘編，隨后，中辦的刊物也編發了。在中辦上報的材料上，中央書記處主管黨建的書記和中組部部長都作了批示，我的研究在他的重視和支持下，進入了中央領導的視野。反右以來，我第一次感到活得還有點價值。

1988年他從中央黨校學習歸來，不到一月，就到我的工作單位——“長沙大學”視察。恰逢我不在校，學校的幾位負責人當作喜訊告訴我。一時間，“士為知己者死”的念頭油然而生（我承認這是封建意識流毒，比我年輕的多數人都會覺得可笑，但我確實是這樣想的，也就只能這樣寫了）。1988年他的孩子參加高考，離長大的錄取線只差一分，有人同我商量，能否由長大錄取。我說，君子愛人以德，辦這類事不是幫他是害他。在隨后的交往中，我感到他似乎根本不知道這件事，至少沒有把它當件事，更增強了我對他的信任和尊敬。從此，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學習、研究上，以備這位領導咨詢。

1989年，我正式調入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除了完成部領導分配的任務外，我把自己定位為這位領導的編外“秘書”。向他提出了三項保證：不打牌子、不泄機密、不謀私利。兩項要求：允許講真話，讓我言無不盡；允許獨立思考，不能接收的觀點，哪怕見諸中央、省委文件，我也可以不寫。為他服務的三種形式：讀書、想事、交朋友。他都表示贊同。三十年來，對三項保證我敢說不折不扣的履行了，不經他同意我從未用他的名義說過一句話，辦過一件事；為他服務時所接觸的機密未向任何人（包括家人）透露過半個字；也曾有人想送錢給我，我說，如果我想要，80、90年代我就已經或者發財、或者坐牢了，不至于至今還是個窮教員。對于后兩點，他做得比我更好，每周都辟專門時間一起學習：或學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文史基礎知識；或研究中央重大政策。1989年夏秋之交，全省清查與“動亂”有關的人和事，湖南理論界有幾位同志受到相當大的壓力，我向他匯報說，他們可能說過錯話，但決不會反黨，都是有用之才。他把這幾位同志一一請來，傾聽他們的意見，解除了他們的思想負擔。后來他們都對理論建設做出了較大貢獻。有一次他問我對于一位正廳級領導干部的看法，我對這位同志沒有好感，沖口而出，給了惡評，他不動聲色的按下了話題。直到他奉調離開湖南時，親自去登門辭行，我才知道他們之間友誼很深，也才知道他真能聽逆耳之言，不將自己的好惡強加于人。

正由于相知越來越深，我對他提建議也就不再顧忌語言分寸。我送過他一幅對聯：“諮諏善道，當斷則斷，察納雅言，應行必行?！敝卑椎谋砻髁艘幹G之意，他不以為忤，高興的接受了。實際上他在擔任“一把手”時，下面的同志都說他有魄力，我所提的決斷不足，只是他適應副手角色，為了顧全大局所展現的不同作風而已。我雖癡長幾歲，卻一直被他包容而不自知。他也送過我一幅對聯：“若有若無官職小，愚不可及形象凡”，寓褒于貶，給予謬贊。我雖未能達到他所說的境界，他卻清楚地概括了我做人的心跡和追求的目標。“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彼仁菍ξ页浞中湃?，使我能有所作為，體現價值，度過一個充實晚年的領導，又是一個虛懷若谷，啟迪我相互切磋，不斷升華精神境界的摯友。現在他已經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不需要我服務了，雖然相隔千里，我卻常想去看他。只有在他那里，才能議時勢、評人物，暢所欲言；揭矛盾、吐憂慮，一消塊壘。（本文中提到的人，已經作古者均具真姓名，仍然健在者不具名，先父雖已作古，按“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的傳統，亦不具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