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是指代表一定階級、階層和集團的利益，旨在執掌或參與國家政權以實現其政綱的政治組織。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1921年。1949年，中國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統治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除中國共產黨外，中國現今還有八個民主黨派——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中國致公黨（簡稱“致公黨”）、九三學社（簡稱“九三”）、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臺盟”）。

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即各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參政黨，也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友黨。各民主黨派具有政治聯盟性，各自都聯系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一政黨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和統一戰線學說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風雨同舟、團結奮斗的成果，是包括各民主黨派成員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自覺選擇。

政黨協商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就國家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問題開展的具有特定意義的對話、交流、溝通與協調，以期達成共識，共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

中國共產黨歷來都比較重視政黨協商工作。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同志非常重視政黨協商，率先垂范，與黃炎培、許德衍等各民主黨派人士坦誠相見，合作共事的故事一直傳為佳話。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對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工作也給予了很多的關懷。黨的十八大后，中國共產黨再次把政黨協商擺上了重要的民主政治議程。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以下簡稱《條例》）更是對政黨協商工作的性質、內容、形式予以了明確。《條例》第十二條指出：“政黨協商是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政黨協商主要包括下列內容：中國共產黨全國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的有關重要文件；憲法的修改建議，有關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建議，有關重要地方性法規的制定、修改建議；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領導班子成員和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建議人選；關系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重大問題。”“政黨協商主要采取會議協商、約談協商、書面協商等形式。”《條例》還對如何開展政黨協商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應當按照規定程序開展政黨協商。”要“支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與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及其他方面的協商。”但是，當前我國的政黨協商工作仍存在不少問題。比如，有的地方對政黨協商存在隨意性、表面化和形式化的問題。“想到了”“有空了”才協商；有的流于形式，以通報情況、部署工作代替協商。對此，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蘭寫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協商就要真協商，真協商就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只有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協商才能避免流于形式，發揮應有的作用；在決策執行過程中加強協商，也有利于根據實踐的發展不斷完善決策。”

隨著《條例》的出臺，黨中央對新形勢下加強政黨協商寄予了新期待，提出了新要求。如何學習貫徹落實好《條例》精神，實現新形勢下政黨協商工作的新突破，確保政黨協商規范有效，結合學習與研究的實際，我們認為，創新政黨協商貴在用“真”功。即協商要真想，協商要真能，協商要真會，協商要真好。

一、協商要真想。政黨協商能不能順利開展，首先取決于執政黨是不是真想協商。如果執政黨僅僅是把政黨協商當作實施民主政治的手段，實際上并不愿意聽到各民主黨派的聲音，政黨協商則無以言說。二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要有開懷納諫的氣度，不能好諛惡直。《條例》指出：“愛國統一戰線，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愛國者的聯盟。”“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政治優勢和戰略方針，是奪取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勝利的重要法寶，是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法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法寶。”各民主黨派屬于統一戰線的范圍和重要對象。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有著共同的政治基礎。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應當相信各民主黨派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真情；應當展現出開懷納諫的氣度和坦誠相待的友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歷史上“一黨獨大”造成了黨內某些特權集團，造成了少數黨內領導唯我獨尊、專橫跋扈、信仰缺失等惡劣現象。在這些集團與個人中，黨內民主既已喪失，黨外更是聽不得逆耳之言。在權勢逼迫下，百姓噤若寒蟬，民主黨派人士也潔身自好，明哲保身，何言薦賢納言，謀求地方發展和民生幸福？當前，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和“三嚴三實”教育活動中，反“四風”、反腐敗、嚴吏治，中國共產黨堅持“黨要管黨，治黨務必從嚴”的要求，敢于自我凈化，敢于批評和自我批評，牢固樹立中國共產黨砥柱中流的作用和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地位。古人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政聲美惡在民間。豈可屏蔽視聽，單愿聽美言？幸在如今，《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頒布，并于2015年5月18日起施行。《條例》指出：“民主黨派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無黨派人士是指沒有參加任何政黨、有參政議政愿望和能力、對社會有積極貢獻和一定影響的人士，其主體是知識分子。”這種表述實際上為創新統戰工作，促進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積極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推進政黨協商規范化等方面給予了政策的規定和保障。對各民主黨派而言，無異于是“春風又綠江南岸”。而對于執政黨的各級黨委而言，則要進一步提高對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增強統戰覺悟，提高對統戰工作的認識，形成開門納諫的良好風尚。三是各民主黨派要有勇建諍言的膽量。忠肝義膽，報效祖國。各民主黨派是統一戰線的重要對象。其所做所為都應該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大局。各民主黨派既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就應該胸無雜念，無私無畏，敢于直言進諫；不可躲躲閃閃，吞吞吐吐，言不盡意，更不能避害圖存，避重就輕，藏著掖著。要真正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時下，“改革開放進程中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調整，社會新舊矛盾相互交織，市場經濟條件下思想觀念更加多元多樣，特別是面對世界范圍內不同政治發展道路競爭博弈的新挑戰”，更需要堅持和完善黨對政黨協商的領導，更加需要民主黨派積極參與政黨協商，需要在常態化的政黨協商中尋求最大公約數，傳遞正能量，傳播好中國聲音。

二、協商要真能。即協商要有真能力，真本領。執政黨有了開懷納諫的氣度，求賢若渴的胸襟，這只是為政黨協商創造了寬松有益的環境。各民主黨派有沒有膽氣，有沒有遠見卓識，有沒有真才實學，有沒有將才相能，能不能成為智慮深遠、洞天察物的參謀智庫，同樣也是影響政黨協商有效推進的重要因素。本領恐慌，不僅是執政黨面臨的緊要問題，同樣也是民主黨派開展政黨協商的現實問題。所以，各民主黨派要加強學習，增強素質，提高協商能力。政黨協商的內容重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的有關重要文件；憲法的修改建議，有關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建議，有關重要地方性法規的制定、修改建議；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領導班子成員和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建議人選；關系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重大問題。”這就要求各民主黨派要深入學習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論，熟悉黨的政策、法律、法規，了解地方黨政領導的基本情況，深入調研和了解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重大問題，不斷豐富黨的理論知識，提升踐行黨派協商的能力和本領。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的新夢想——“中國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一百年”，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新的夢想，新的征程，需要新的力量和源泉。這種力量就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再次用好統一戰線這一法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凝聚廣泛的智慧和力量！各民主黨派正是這智慧和力量中的重要一脈。各民主黨派應當不斷提升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事，共圖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能力和本領。

三、協商要真會。即協商要講究方法和技巧。各民主黨派與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開展協商對話是一門高深的藝術。若不講究方法和技巧，有時不僅達不到協商的預期效果，甚至還會事與愿違，釀成大錯。首先，各民主黨派要明確政黨協商的指導思想和主要任務。《條例》第三條明確了統一戰線工作的指導思想和主要任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緊緊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堅持大團結大聯合的主題，堅持正確處理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的方針，積極促進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和諧，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服務，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服務，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服務。”各民主黨派在開展政黨協商時，就應當緊緊圍繞這一指導思想和任務來謀劃協商工作。其次，各民主黨派參與政黨協商時，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據。如《條例》第四十三條指出：“搞好黨同黨外代表人士的合作共事。堅持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保證黨外干部對分管工作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揮權、處理問題的決定權、人事任免的建議權。”過去，我們有的黨委部門主要領導不重視統戰工作，對組織安排到單位上的黨外干部往往看不起，不重視，甚至視作“花瓶”。不太重視與黨外干部合作共事。黨外干部在其位，無其實。這嚴重傷害了黨外干部的心。對此，我們在開展政黨協商時，就可以依據《條例》第三十四條的規定，提出合理的政治要求，通過與執政黨的溝通與交流，為黨派成員順利開展工作創造有利的條件。第三，各民主黨派在開展政黨協商時，要充分用好統戰工作的平臺。《條例》第十三條指出：“支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政的主要內容是：參加國家政權，參與重要方針政策、重要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支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就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進行考察調研，發揮其在反映社情民意、協調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穩定、開展對外交往方面的積極作用。支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開展社會服務活動。”“支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就各級政府擬提交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有關重大政策措施和重大建設項目提出意見和建議；支持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人士參加重要會議，參與有關政策、規劃的制定和檢查工作。”但是，我們知道，各民主黨派成員更多的是分散在各個部門單位任職，黨派工作往往都是兼職。黨外干部參與政黨協商工作往往受單位主要領導的影響和制約。因此，黨外干部顧忌較多。要想有效營造良好的參政議政氛圍，黨外干部就需要通過統戰部這一有效平臺，幫助協調各種關系，營造良好的參政環境。因為《條例》第七條規定“統戰部是黨委主管統一戰線工作的職能部門，承擔了解情況、掌握政策、協調關系、安排人事、增進共識、加強團結等職責。”第四，政黨協商的時機和方式要靈活把握。各民主黨派要重點抓住各級黨委召開協商座談會的有利時機，提前做好備課準備。特別是就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建議、年度經濟工作和黨內即將作出的重大決策，事前做好深入調研，了解工作的發展進程，便于政黨協商時有話可說。確切地說，就是“參政參到點子上，議政議到關鍵處”。既有助于執政黨科學決策，又有助于提高民主黨派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四、協商要真好。即政黨協商的環境要真好。要建立健全政黨協商制度，實現政黨協商法治化。“唾沫淹死人”，在以人治為中心的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時代，在中國近代“十年文化大革命”時代，這一點毫無夸張。為避免因言惹禍，防止權力濫用，我們必須對“有所為、有所不為”給以政策界定。我們必須充分考慮政黨協商的法治化，實現政黨間依法協商。我們常說最好的管理就是制度管理。制度對事不對人。建立良好的政黨協商制度，并以黨紀黨章和國家的法律、法規制度形式對政黨協商的內容、形式、程序、要求、監督辦法等予以規定。如此，才能約束各級黨委切實樹立政黨協商意識，重視政黨協商工作，規范政黨協商程序，推進政黨協商落到實處。各民主黨派在積極參與政黨協商時，才可能放膽直言，依法依規表達其所代表的政治聯盟的意愿、建議和呼聲。“文革十年”，動輒得咎，因言獲罪的法治混亂現象才能得到根本遏制，廣開言路的民主政治風尚才能大放異彩。時下，《條例》的頒布和實施，是推進政黨協商制度邁向法治化的一大重要創新。但僅僅如此，仍顯不夠。我們認為在此基礎上，應該還要出臺與之相配套的具體的實施意見或辦法。要強化政黨協商制度落實情況及《條例》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和考核工作。要將《條例》落實工作納入到各級黨委年度工作目標考評的重要內容中去。并按“一崗雙責”的要求，強化執紀問責措施。各級黨委要加快建立政黨協商的年度工作制。規定每年、每季或每月召開政黨協商座談會的次數、方式、要求。便于增進黨和黨外的互信與合作。

(作者為九三學社資興市委秘書長、資興市社會主義學校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