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和多項支農惠農政策的實施，國家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力度，村干部掌握、管理、經手的款物越來越多。在此背景下，一些村官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瀆職侵權，農村已成為職務犯罪的“重災區”。這種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不僅損害了農民的切身利益，個別地方還引發了群體性事件，已成為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從檢察機關查辦職務犯罪案件的情況來看，村官主要基于以下幾種心理實施職務犯罪。

　　無知心理

　　“無知者無畏”在實施職務犯罪的村官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證。法律知識匱乏，法制觀念淡薄，對合法與非法、罪與非罪的界限認識不清是許多村官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有的村干部不能正確理解自己行為的性質并預測可能產生的后果，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協助鄉（鎮）政府從事“公務”時被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始終認為自己的身份就是一個農民，有了經濟問題大不了把錢退還、不當村干部就完事了；有的雖然知道貪污受賄會被“法辦”，但在日常交往中又不能劃清收受賄賂與正常人情往來之間的界限，認為幫人辦事收點感謝費很正常；有的村干部認為自己以勞務費的形式私分小金庫，是解決村委會成員的福利，不認為是犯罪；還有的村干部隨意把公款或集體資金借給親友使用，將挪用公款誤解為普通的借貸行為，稀里糊涂走上犯罪的道路，直至案發還認識不到其行為已經觸犯了刑法。

　　僥幸心理

　　有的農村地處偏遠，信息閉塞，交通不便，監督乏力，村官利用職務之便所實施的違法犯罪行為很難進入司法機關的視野，使得腐敗分子往往得不到應有的懲治而逍遙法外，這就無形中降低了腐敗的風險和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腐敗分子的氣焰。有的村官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只有“天知地知”，非常隱秘，不會被村民和有關部門發現，即便被發現，處理也比較輕緩，通常只會被撤職了事或宣告緩刑，不會受到嚴厲的懲處，于是在這種“代價—收益”的權衡比較中，產生實施職務犯罪的僥幸心理，認為貪污賄賂是一種有利可圖、低風險的行為。

　　牟利心理

　　村官職務犯罪中以貪利性犯罪居多，貪財圖利是他們犯罪的主要思想基礎。有人擔任村官并非出于為村民謀福祉的“公心”，根本不考慮如何帶領村民發家致富，把農村建設好，實現村富民強，而是企圖憑借村官身份為自己謀私利，盤算著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力給自己帶來好處，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有人把追求金錢和享受作為人生的目標，他們擔任村干部是為了有機會吃吃喝喝，占公家便宜，給自己及親友辦事方便；還有個別人將當村官作為一種“投資”行為，為了能夠在競選中勝出，往往不惜血本用金錢拉選票或用行賄的手段為自己的當選疏通關系，一旦成功，他們就會以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變本加厲地撈錢以收回前期“投資”。

　　補償心理

　　有研究表明，“被判定犯有貪圖錢財罪行的官員當中，低收入者所占的比例，是高收入的人員的兩倍”。有的村官覺得農村工作任務繁重，條件艱苦，難度較大，自己付出太多而得到的太少，便產生了“撈一把”作為“補償”的心態。有的村干部在案發后坦言，由于自己要忙于村里的公共事務，無法外出務工，經濟來源主要靠經營土地的收入，面對不斷上漲的物價，維持基本生活都很艱難，只好從掌握的村集體財產或經手的國家資金中拿點作為“補償”；還有個別村干部認為自己因忙于村里的集體事務而無法外出打工致富，自己對村里“沒功勞、有苦勞、不撈白不撈”，遂產生“撈一把”作為“補償”的心態。

失衡心理

　　由于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產業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調整，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數量激增，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離開傳統的種植業和養殖業進城務工。而隨著勞動力價格的逐年提高，一批懂技術、有專長的熟練農民工年收入相當可觀，少則四五萬，多則七八萬，甚至十余萬。村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貧富分化現象加劇。當村干部看到外出務工的村民帶回大筆收入衣錦還鄉，出手闊綽，過上富足的生活時，會產生心理落差，價值觀極易發生扭曲和錯位。于是在這種攀比心理、失衡心理支配下將權力當作撈取錢財的資本，把雙手伸向國家投向農村的資金和村集體財產。

　　特權心理

　　村官中裙帶關系明顯、宗族色彩濃厚，權力被看做自己和宗族地位的象征。有人擔任村干部就是要作為宗族的代言人，以便自己和族人在村里有地位，不受人欺負，得到尊重；有人是為了有機會參與村里的大事小情，以便在公共事務中有話語權，能夠出人頭地，光宗耀祖。一旦大權在手，便恃權而傲，自尊自大，態度上盛氣凌人，行為上飛揚跋扈，工作中吃拿卡要。有的村干部自以為“山高皇帝遠”，以“土皇帝”自居，決策上搞“一言堂”，家長制作風嚴重，不講民主集中制，獨斷專行，在人財物的控制上，一個人說了算，其他副職領導形同虛設。有的公私不分，自己花錢，自己批條，自己報銷，對重大收支既不向村委會匯報，也不向村民大會報告，置財務制度與財經紀律于不顧。

　　從眾心理

　　作為社會動物，人具有和群體內的多數人保持一致的心理，在村官實施的職務犯罪中，這種從眾心理同樣存在并制約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相互串通、共同作案是村官職務犯罪的一個突出特征，他們之所以采取共同作案的方式，其中一個重要心理原因就是村官的從眾心理在起作用。有人表現為被動從眾，被裹挾而與其他人共同犯罪。如實踐中，有的會計、出納、村民小組組長是受“一把手”授意安排，才采取虛報冒領的手段套取、私分國家惠農補貼和資金的，雖然他們知道這是弄虛作假，但礙于情面，顧慮重重，不得不服從領導安排，與其同流合污。因為在他們看來：其他人員拿了，自己不拿，就會被視為“另類”或“異端”而受到其他人的猜疑、排斥而無法在村干部這一群體里立足。單獨作案風險高、壓力大，而共同作案可以分攤責任、降低風險，有事大家扛。因為在共同犯罪中，既可以發揮眾人的“智慧”，盡量使腐敗行為天衣無縫、不露痕跡，還可以在司法機關調查時，通過利益共同體成員作假證相互印證，起到掩飾、隱瞞違法所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作用。

　　調查了解和分析村官職務犯罪的內心起因和心理狀況，對預防和治理該類犯罪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