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農場作為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是未來組織我國農業生產的主要載體之一。我國家庭農場的培育，既要符合世界農業發展的一般規律，更要基于我國的特殊性，即建立“中國式家庭農場”。

　　“中國式家庭農場”的一個核心特征是其應具有適度的經營規模，可定義為“最小必要規模”。在農業生產中，能夠實現與其他非農生產勞動所得相均衡的經營規模，即為“最小必要規模”。 “最小必要規模”是動態變化的，農產品價格、生產要素價格以及其他行業收入水平的變化等，都會造成農業“最小必要規模”邊界的移動。

　　一項源自法國的調查顯示，大約半數的農業勞動者認為，對于維持農民的家庭生活而言，家庭經營規模有15公頃（225畝）土地并使用拖拉機，在經濟上是合算的。由此可見，經營農業對于維持農民的家庭生活而言，在經濟上是合意的經營規模，即可被視為“最小必要規模”。

　　從機會成本的角度看，務農“職業化”必然意味著經營農業的收益要大于或等于將勞動力和資源投入到其他行業中所得到的收益。假設其他行業的年收入為G，經營農業的年凈收益為F（X），其中，X為經營規模，那么，經營農業的“職業化”必然意味著F（X）≥G，其中，當F（X）=G時，X的數值即為“最小必要規模”。如果F（X）=P×X（年總收益=畝均收益×畝數），其中，P是全年畝均收益，那么，“最小必要規模”X=G／P。由此，測算“最小必要規模”的關鍵在于，確定其他行業中的年收入以及經營農業的畝均年凈收益。由于行業多樣性和行業間差異性的存在，農業經營收入和其他行業收益不具有可比性，因而，全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可作為一個合理的替代指標。2012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7917元。若一個代表性家庭的人口數為3—5人，則代表性家庭的全年收入應為23751—39585元，即G為23751—39585元，其中，4人家庭的純收入為31668元。

　　在安徽平鎮對資本大戶、家庭農場、中農等不同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效益調查發現，2012年資本大戶、家庭農場和中農經營者全年畝均的收益分別為315元、530元和1270元。資本大戶經營效率的低下極大地源于規模不經濟，而且主要是在缺乏必要的資源、資本和能源的條件下，農業經營按照工業或企業的邏輯加以改造的結果。中農獲得最高的收益首先確實源于中農仍能像傳統小農那樣，將傳統的以經驗為基礎的農業生產發揮到極致。一些實際發生的成本，例如家庭用工沒有計算在生產成本之列，從而導致收益虛高。中農的出現是農地在熟人圈子中自發流轉和集中的結果，因而流轉的成本很低，甚至為零。相比資本大戶和中農，家庭農場的收益應該是比較合理的，因為家庭農場既克服了資本大戶的弊端，又避免了中農收益虛高的問題。

　　為了規避確定經營農業畝均收益為單一數字的或然性，假設農民經營農業的畝均收益為一個包含此數值的區間，即450—600元。如下表所示，根據選取的指標所測算的我國農業的“最小必要規模”值的區間為40—88畝。在這一區間之內，農民就可以從社會分工體系中獨立出來，從而擺脫“半工半農”的狀態，最終實現務農的“職業化”。不難看出，這一規模大致為“中農”農業經營規模的兩倍。

　　當然，“最小必要規模”具有差異性和多樣性，這是由我國各地區、各行業的收入差異以及各地區的自然地理條件決定的，是隨著收入水平及其他相關要素的變化而變化的。此外，農業經營者資本稟賦及人力資本等也是“最小必要規模”的重要影響因素。如果其他行業中具有較高收入的從業人員專職經營農業，那么農業經營的“最小必要規模”必然大幅上移。若給定一個特定行業（非農）的年收入為G1=80000元，那么，“最小必要規模”將上移到133—148畝，而這正是我國皖中地區出現的在當地被稱為“小大戶”的經營規模和收入水平。

　　綜上可見，家庭農場的培育和發展一定要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切勿追求過度擴大規模。這是由家庭農場發展的自身規律決定的，而這一規律又決定于多重因素。家庭農場一定要有適度的經營規模，從可識別的因素來看，經營農業的機會成本是最核心的決定因素。隨著機會成本的變化，家庭農場的“最小必要規模”也會發生變化。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