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主要是日本、韓國等，與我國發展環境相近、增長軌跡相似，都經歷過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的轉換，其經驗教訓值得研究借鑒。

　　進入轉型期后，這些經濟體都缺少增速換擋的經驗、理論和政策準備，仍試圖恢復以往的高增長，延誤了本可利用的調整時機。日本在經歷了20年9%以上的高速增長后，在上世紀70年代初進入增長階段的轉換期，但日本內閣會議1973年2月通過的“經濟社會基本計劃”，仍把1973—1977年度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確定為9.4%。可見，當時日本政府對于增長階段轉換并無認識，更談不上必要的政策準備。在韓國，增長階段轉換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但到2007年李明博競選總統時，還提出要把增長速度恢復到7%。但實際上增速相差甚遠，而且陷入了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困境。

　　由于對宏觀形勢判斷出錯，致使反復倚重擴張性宏觀政策刺激經濟的做法屢屢失敗。有的經濟體不能正確區分結構性減速和周期性波動，用短期宏觀需求管理政策應對增長放緩。比如，日本先是在增速放緩初期不適當地使用緊縮政策，發現潛在增長率下降后則大肆推行擴張政策，致使泡沫經濟先起后落，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再如，韓國也在10多年時間里推行總體寬松的貨幣政策，效果很差。

　　產能過剩是轉型經濟體的通病。在對嚴重過剩產能的治理上，東亞經濟體在轉型初期普遍被動消極，后期則采取了一些有效辦法。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前通過增強壟斷、限制進入、免除債務等手段推遲過剩產能調整，結果反而促成危機。上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重化工業產能嚴重過剩，制造業產能利用率僅為70%多。后來，日本政府通過設立特定蕭條產業信用基金、推動企業兼并重組、擴大海外投資等途徑，有效推動了企業削減產能。

　　轉型離不開改革推動。在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推進系統改革上，東亞經濟體走走停停、進展不一。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韓國受利益集團和輿論影響，改革經常流于形式，出現多次反復；危機爆發后，韓國在困境中推進改革，力度較大，金融、企業、政府、勞動四大部門結構調整取得重大進展，為轉型升級打開了通道。相比之下，日本受到更多既有利益格局制約，雖有調整但進展有限，諸如大企業與主銀行（企業的主要貸款銀行）關系、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關系、終身雇傭、年功序列等安排難有改變，推進改革的共識無法達成。

　　受上述因素影響，日韓等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的轉型都歷時10年以上才逐步穩定下來，在遭遇挫折中積累了經驗，新增長模式趨于定型。這些經濟體轉型后的增長模式差異明顯，但都為進入高收入社會提供了支撐。韓國的改革相對徹底，科技創新能力增強，一批新興產業快速成長，涌現出了三星等科技導向型大企業。日本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工廠內部的精致生產，這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但創新能力偏弱，制約了長期競爭力提升。

　　日韓等經濟體在轉型期所遇到的問題和挑戰、其制度和政策的演變過程，對我們認識、適應、引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有一定參考價值，從中可以得出幾點啟示：一是深刻認識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規律性，對規律懷有敬畏之心，作出前瞻性戰略安排。二是因勢利導地調整宏觀政策，尤其要避免以刺激性需求政策追求難以企及的高增長。三是主動穩妥地治理嚴重產能過剩，敢于打破、重組已有利益格局。四是培育環境、引導預期，積極促進產業升級和創新活動。五是與增長結構和動力轉換相適應，推動企業、金融、財政、政府管理體制的系統改革。認真研究并吸取這些經濟體的相關經驗教訓，將會形成我國經濟轉型期的后發優勢。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