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居易深受《周易》哲學思想影響。白居易深刻理解《周易》“陰陽”法則，將動靜、盈虛、禍福、窮達、進退等辯證思想，運用于治國理政和生活實踐之中。深入領會《周易》“感而遂通”哲學思想，認為為政者若秉承天道，以仁德治國撫民，可達成感化天地消減災殃的愿望，是其一以貫之的遵循儒道、關注現實的民本思想的集中體現。白居易研磨天道命理，識陰陽循環往復為常道，知人生窮達禍福為自然，是其處變不驚、隨緣順境、簡易行止、樂天安命的理論依據。

[關 鍵 詞] 白居易  周易  陰陽  感而遂通  動靜  禍福

[作者簡介] 胡遂，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南長沙，410082；譚立，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中國哲學博士研究生，湖南長沙，410082。

白居易（772年-846年）于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年）進士登第，[1]（20）歷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是中晚唐杰出的現實主義詩人，其文章多為詔制、書表，策論、銘誄、信函等，不為當代所熟知。《舊唐書·白居易傳》論曰：“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2]（4360）對白居易文章高度贊譽。當時白居易文章作為科考范文被朝野推重，比詩歌更加顯示出深刻的思想內涵，尤其是闡釋治國理念和處世原則等方面，具有詩歌無法比擬的系統性和思維深度。白居易任翰林、拾遺多年，文章多處運用《周易》原理以闡釋治國方略和人生哲理，為唐憲宗所嘉許和倚重。白居易的易簡順時、樂天安命的生命意識和生命觀深受《周易》影響。白居易對《周易》“一陰一陽謂之道”所引申的動靜、盈虛、禍福、窮達、進退等辨證思想進行了充分的理論發揮和實際運用，是唐代遵從《易》理治國行政的重要材料。

一  白居易對《周易》“陰陽”觀的接受

永貞元年（805年），白居易34歲，在長安任校書郎，作《永崇里觀居》曰：“寡欲雖少病，樂天心不憂。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頭?！盵3]（456）經歷了進士及第、召為翰林、授左拾遺、貶為江州司馬、出任杭州刺史等宦途波折，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58歲，在長安為太子賓客分司，作《想東游五十韻》曰：“未死癡王湛，無兒老鄧攸。蜀琴安膝上，周易在床頭。”[3]（2119）可見白居易對《周易》的重視。白居易祖父白鐄、外祖父陳潤、父親白季庚均為明經出身，白居易與胞弟白行簡、從弟白敏中均進士登第，在當時是名滿寰區的儒學世家。白居易《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陳述祖父白鐄事跡曰：“公諱鐄······年十七、明經及第?！盵4]（396）清代徐松《登科考記》曰：“明經科：陳潤。《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陳潤是年舉明經，又中奇才異能科?！短圃娪浭隆罚骸悵?，大歷間人，終坊州鄜城縣令。樂天之外祖也?！盵5]（376）白居易《襄州別駕府君事狀》述父親白季庚事跡曰：“公諱季庚······天寶末，明經出身?！盵4]（402）白居易字“樂天”。胞弟白行簡（776年－826年）字“知退”，元和二年（807年）進士登第。[1]（38）從弟白敏中（792年－861年）字“用晦”，長慶二年(822年)進士登第。[1]（129）白居易兄弟名、字“居易”行簡”“樂天”“知退”“用晦”均源自《周易》，這是白居易宗族與同時代諸多儒學世家相比較的獨特之處，可以見出白居易及其宗族與《周易》的密切聯系。“居易”“行簡”出自《周易·系辭上》“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盵6]（356，357）“樂天”出自《周易·系辭上》“樂天知命，故不憂?！盵6]（360）“知退”出自《周易·文言傳》“‘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6]（350）“用晦”出自《周易·明夷·象》“用晦而明?！盵6]（190）如此集中地從《周易》中選取名、字的現象，在同時代人物中實為罕有，可以見出白氏宗族對《周易》的高度重視。

儒、道經典均認為“天”“地”是道德觀念和處世原則的本源，人是參照天地的特性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和提升道德水準的，“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思想的最高境界?！吨芤住は缔o上》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與天地相似，故不違。”[6]（359，360）《易經》的體系，以“象”為本，取法于天地、四時，《周易·系辭上》曰：“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6]（372）“天地”、“四時”是自然萬物生生不息的根本，也是位勢、時序變化的極致，《易經》取象天地、四時是為當時人類智慧所能達到高度。其下之“數”、“理”皆由“象”推衍變易而來?！吨芤住芬蚱淠M取法天地諸象，最為接近傳統理論之本源的天地的本來面目，故稱之為“大道之源”?！吨芤住は缔o上》曰：“一陰一陽謂之道?！盵6]（360）“陰”“陽”是為《周易》所闡述的自然界之本質規律，為宇宙萬物運動、發展、變化的本源，人類觀察、認識、理解事物所遵循基本法則。“陰陽”作為哲學思想的根本，由此衍生出一切哲學理論與思想觀念。白居易對“陰陽”此一宇宙本體和思想本源多有闡述和發揮。《策林·議祥瑞辨妖災》曰：“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谷熟，萬人安。”[4]（1396）白居易認為帝王臣僚，景仰天地、和合陰陽、心存畏懼、行止合度是理政安邦的前提。天清地寧、寒暑交互、風調雨順則自然萬物欣欣向榮，由此蕓蕓眾生安居樂業、國泰民安。白居易作《為宰相賀雨表》曰：“臣伏以陰陽氣數，盈縮相隨。去秋多霖，今春少雨。宿麥猶茂，農功未妨······臣等位忝鈞衡，職乖燮理。仰陰陽而增懼，顧霖雨而懷慚。無任兢惕歡欣之至。”[4]（1326）白居易為宰相作賀雨表，表達了位居宰輔對治國理政秉從天道則陰陽調和，雖偶有災變，若帝王圣明憂勤，則感天通神，天災自然消除，甘霖普降。同時祝賀于上，自責于下，認為身為宰輔必仰承天恩，朝乾夕惕，以符職守。白居易擬《答宗正卿李詞等賀德音表》曰：“朕統承鴻緒，子育蒼生。累歲有秋，今春不雨。在陰陽之數，雖有盈虛；為父子之心，敢忘惻隱？俾除人弊，以蕩歲災?！盵4]（1172）白居易為帝王擬詔制，同樣從天德常道的最高哲學原理出發，宏觀闡述君主秉承天道，子育蒼生所承擔的責任，認為即使就天道常軌而言，有盈虛禍福之往返交替，但作為統領萬邦的君主，懷惻隱之心，推行仁義之政，興利除弊，可感動天地，消減天災。白居易擬《答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曰：“啟沃之間，已申霖雨之用；燮理之際，佇見陰陽之和。”[4]（1170）白居易依據《周易》陰陽調和、盈縮交互之常道，闡述治國安邦道理；明達禍福相倚，對于個人進退處之泰然。《周易·損·彖》曰：“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蓖蹂鲎⒃疲骸白匀恢|，各定其分，短者不為不足，長者不為有余，損益將何加焉？非道之常，故必與時偕行也。”[7]（151，152）剛柔相濟，陰陽互補，轉換隨時，是為常道。天道如此，人道亦如此。理解這一基本原理，在治國安民和人生歷程問題上，可以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又可以處變不驚、從容不迫。白居易《禮部試策五道·第五道》曰：“夫天地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則有縮也······權生物之盈縮，修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盵4]（439）為黎民百姓生計籌策，充分認識天地生物有限的自然規律，為政宏觀把握大局，豐儉相濟，是國泰民安的基本要求。白居易謂陰陽調和是為國泰民安的首要條件，側面要求為政者恭謹行政，秉承天命，順應民心，茍有所違，則難免遭受天譴?！恫痘取吩唬骸安痘炔痘日l家子？天熱日長饑欲死。興元兵久傷陰陽，和氣蠱蠹化為蝗。始自兩河及三輔，薦食如蠶飛似雨。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盵3]（321）出于利益爭奪的戰爭，人禍擴大了災殃，其直接后果就是黎民百姓顛沛流離，田園荒蕪、民不聊生；更有甚者，民心離亂之間，偶有自然災害，將造成極為嚴重的后果。白居易根據《周易》“陰陽”原理闡述為君為臣之道，所擬詔制及奏議之中無不對“陰陽”調和再三強調和發揮，認為“陰陽”調和則天地和氣，天地和氣則萬物繁茂，由此可至國泰民安。由此推衍出治國安邦必須遵循的根本大道，即帝王及其臣僚順應天命，對天地懷有敬畏之心，對眾生懷有惻隱之心。

白居易從《周易》原理和社會實踐之中，體會出陰陽相對、循環往復而必得中正的中道思想，對沉浮起伏的社會人生領會深刻。《莊子·秋水》曰：“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盵8]（246，247）唯“易”不易，“無常”即常。陰陽、動靜、禍福之循環往復是《周易》哲學思想的精髓，故此莊子有得而不喜，失而不憂之智慧?！吨芤住は缔o下》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盵6]（381）自然之理，天道周行，人生猶如自然世界，陰陽交替、寒來暑往體現為禍福相倚、窮達相隨。白居易內心深刻領會天道盈虛之理，知天命之本源來路，認為名利和安逸不可兼得，故淡泊身心、寵辱不驚；從容處世、隨遇而安，實踐了“居易”“樂天”名、字所賦予的深刻內涵。

二  白居易對《周易》“感而遂通”思想的接受

《周易·系辭上》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6]（370）天地宇宙自然規律永恒存在，不以它物而有所改變，故此“無思”、“無為”，岑寂安詳，巋然不動，是為“常道”?！兑住防砗喢鞫y測，“常道”長存而神妙。“常道”乃是天地宇宙之間之至理，非達到“極高明”神通境界而未可估測。然天道即人道，天人交感的表現在于，感應天道則通于人事，其作用于人事亦尊其常。老子謂之“天道無私”，即常道無所偏私，順者昌之，逆者抑之。貞元十六年，白居易二十九歲，參加科考撰有《禮部試策五道》，闡述了“常道”與“感而遂通”的關系?！抖Y部試策五道·第四道》曰：“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有其常。其隨事應物而遷變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蓋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為心。茍能以最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私之日月，則必如影隨形、響隨聲矣，而況于水火草木乎？” [4]（436）天理之恒在，常道之固有，不為人的意志為轉移，行于宇宙萬物間，默然寂然運行不息。白居易從《周易》“三才”哲學原理，即“天道”“人道”“地道”此一根源出發，闡述“常道”與“感而遂通”的關系，認為二者并不相悖，正是因為“常道”之存焉，天理之可循，方有順天應人的理由。白居易認為“天心”即“人心”，精誠所致，金石為開，天地有感，萬物并作，天道才可充分體現“云行雨施”之德，達成“品物流形”的嘉美世界。《易·系辭下》曰：“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盵6]（393）白居易對“感而遂通”，禍福休咎形成的緣由和應對方略所作闡釋，與前人一脈相承又有所發揮，認為若君臣同德，百姓同心，即便偶有災異，天道昭彰，人心所向，亦不至于醞釀成不可收拾的禍殃。因循此理，白居易《策林·議祥瑞辨妖災》曰：“故王者不懼妖之不滅，而懼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臻，而懼誠之不至。足明休征在德，吉兇由人矣。”[4]（1396）白居易認為吉兇、休咎主因在人，荒淫為兇咎之根，惕懼為吉祥之本。天人交感則和氣生而萬物理，此為對“感而遂通”思想的論述和認同。

《周易》哲學思想認為，天地宇宙常道不易，無思、無為，不以萬物而少有改變。但天道如何作用于人事，則有圣人代天牧民，謹遵天德以養其民。具有此種極高明境界之人是為“圣人”，貴為天子以其“大寶”，即“天子”之位，理當“奉天承運”，代行天德，未可有稍許違背?！吨芤住び^·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盵6]（107）帝王在此種哲學思想的基礎之上，秉承天德、順應天道，代天子育蒼生具有毋庸置疑的法理依據?！渡袝ず榉丁吩唬骸霸恍菡鳎涸幻C、時雨若；曰乂，時旸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圣，時風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舒，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髳，恒風若。”[9]（138，139）謂君主的行為舉止、喜怒哀樂均會感應上天，引發上天對施以相應的征兆，“休征”“咎征”即“天人感應”理論思想的基礎。《漢書·五行志》曰：“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法《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盵10]（1316）進一步明確了天人之道的關系。君主具有美德懿行，則上天普降吉祥；若君主失德惡行，則上天施以災殃。君主統御萬邦，根本在于代天撫育百姓，名曰“天子”，必然具有天德。君主之心猶如“天心”，故君主遵從天道治國則為順應天則，必然天降吉慶；君主失德忤逆天道，則天降災殃。白居易在《策林·辨水旱之災明存救之術》進一步明確闡述道：“由運者，由陰陽之定數，其災不可得而遷也······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兇。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縮。圣王知其必然，于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以時斂散之。所以持豐濟兇，用盈補縮?！盵4]（1407，1408）天災固不可免，若為政仁和，民心可用，則天災的損害可以降低到最低程度。《策林·議祥瑞辨妖災》曰：“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非孽生而后邦喪，非祥出而后國興。蓋瑞不虛呈，必應圣哲；妖不自作，必候淫昏。則昏圣為祥孽之根，妖瑞為興亡之兆矣?！段淖印吩唬骸庩柼找保f物皆乘人氣而生。’然則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政之昏亂，腥聞上下而應者謂之妖。瑞為福先，妖為禍始。將興將廢，實先啟焉。然有人君德未及于休明，政不至于昏亂，而天文有異，地物不常，則為瑞為妖未可知也?；蛘咛焓举咏渲?，以寤君心。俾乎君修改悔之誠，以答天鑒。如此則轉亂為治，變災為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盵4]（1395）白居易認為，固然天地有“常道”，此為不易之理，但天道之適于人道，則又有極大的人為成分。順因天道則天必厚福于民，忤逆天道則天必降禍于人。天災多始于人禍，人禍加重天災。若施美政、善治理，則天災不重傷黎民、不動搖國本；若行苛政、失法度，則天災與人禍相交織，黎民百姓無有依托，轉而棄荒野、填溝壑，則邦國分崩離析無可挽回，“民惟邦本”之意即由于此。故此白居易認為“昏圣為祥孽之根，妖瑞為興亡之兆”，君王的德行與作為，是國家興亡的根本所在，任何一個朝代，天災難以避免，但如何應對此一歷朝歷代所無法徹底避免的自然現象，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統治者有著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就此也產生出天壤之別的最終結果。白居易直截了當地指出“祥瑞”“妖災”現象的出現，其內在根本在人，即“瑞為福先，妖為禍始，將興將廢，實先啟焉?！崩献釉唬骸疤斓罒o親，常與善人?！盵11]（196）天地之本，在于自然，并無所偏私?！吨芤住ふf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盵6]（403）《周易》哲學思想認為，人道之根本即“仁”與“義”，執此根本，是通達天道與地道的徑路，即是天人交感“感而遂通”以至吉慶的奧區。君王有德、邦國安寧則妖災無以橫行持久；君主失德、邦國混亂則妖災得以肆虐無止。然則天地宇宙囊括萬事萬物，自然包括就萬類至精至靈的人類，上天謂之“常道”的法則，事實上在人類社會以“順應自然”的生活方式和“仁德”“美政”的行政形式展現。因此說來，“天道”即“人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蕓蕓眾生，最大愿望無非是風調雨順、安居樂業，“好生之德”契合于民心?！疤斓馈痹诖顺浞煮w現為“人道”的表述就是《周易》所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但凡順應天理，利于萬類生存之道，即是“天道”，亦為“常道”。故此“天”“人”之間，其理歸一?，F實社會之中，也唯有賢德之人方能充分理解人之所求和天之所予。

三  白居易對《周易》“動靜”“禍福”觀的接受

陰陽調和動靜得宜是白居易哲學思想的顯著特征。白居易遵從“一陰一陽謂之道”推衍出的陰陽調和觀點，對于動靜盈縮、禍福休咎的規律深刻理解，由此指導人生道路和社會實踐?！兑住は缔o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盵6]（356）由陰陽相對，循環轉換的根本理論生發而來，《周易》對形而下之具體現象，在動靜、休咎等演繹最深，推衍最廣。白居易對于動、靜之于萬事萬物的深邃意蘊具有獨特理解，對于動、靜于生命之始終，軀體之蒙養論述精當，其《動靜交相養賦序》曰：“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于動，有失于靜。斯由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盵4]（1）天地萬物陰陽相對，動靜交流，循環往復，以得其中道。白居易自天道推衍至于人道，認為動靜得宜是修身養性、立身處世、定國安邦必須遵循的根本大道，于《動靜交相養賦》中闡釋動靜與時勢的關系，曰：“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必為兇。知靜之可以立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為賊。大矣哉！動靜之際，圣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后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厘?！?[4]（2）白居易深諳動靜以時的原理，透徹分析其成敗厲害，認為為政者必全方位把握諸方因素，方可決策實施，若非其時而動，是為妄作，主其兇；當動不動，是為怠政，無所作為亦生其兇。“靜”亦類此。切合孔子所謂“過猶不及”的觀點。《策林·興五福銷六極》曰：“若人君內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ぁぁぁぁと羧司齼确侵惺撬?，外非中是動，動靜進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其中，則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則怨嘆興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則天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和，則萬物之生不和?！盵4]（1402）白居易由動靜進退闡釋為君御宇之道，以天心喻君心，以天行喻君行，以天道喻君道，認為中和之道不偏不倚、動靜有常，乃自然萬物平常之道，唯得此自然平常之道，方能萬物和諧共存，不違天地生生、存存之大德，理切《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根本宗旨。[12]（46）人生、宗族、國家、天下凡此種種，若動靜失其常規，違其法度，極端與強力所求，均謂之違乎常道，必然導致怨嘆不和，招徠禍殃。白居易《動靜交相養賦》闡釋道：“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圣人取諸《震》以發身，受諸《復》而知命。所以《莊子》曰‘智養恬?！兑住吩弧绅B正?！盵謝思煒 撰.《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頁][4]（1）《周易·序卦》曰：“震者動也?！盵6]（418）白居易引《震卦》論證天道周流、萬物欣欣向榮，必以剛健運動為其本源。然動靜之有常，依時序、位勢而變幻無窮，故變動不居時節，又得繼之以靜?！吨芤住ば蜇浴吩唬骸皬蛣t不妄矣?！盵6]（415）白居易以《復卦》論證凡事不可至其極端，知動靜相隨是為事物存在的根本，復歸天道的本質，不妄動、不亢奮，此謂明常道，得天命。《老子》曰：“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盵11]（39）動無止息，未少得其靜，必然導致身形疲怠，心緒紊亂。若非得其靜，則不能安、不能慮，不能得。白居易《黑龍飲渭賦》曰：“行藏不忒，動靜有儀······于是稽大易，按前史，符圣人之昌運，飛而在天；表王者之休征，下而飲水?！盵4]（55）龍為“四靈之長”，動靜得宜、行止有度是其常德?！洞笠住芳础吨芤住罚拙右鬃繁舅菰?，飛龍在天乃九五至尊，故龍德亦為帝王嘉行懿德所由自。白居易詩《玩止水》曰：“動者樂流水，靜者樂止水。利物不如流，鑒形不如止?！盵3]（1774）動靜相間，以動利物，得萬物之生機；以靜凝神，察宇宙之玄妙，是為既利于身形舒泰，又利于心源明澈的修身養性奧秘。由自然之物聯想類比社會現象，得人生感悟，是為中國哲學之特色。同時也是順應自然、取法自然哲學思想的天然秉性。《周易》強調“自強不息”的剛健運動，同時也強調“厚德載物”的柔順寧靜，唯有如此則存亡有序、得失有道、進退有義。

《周易》“一陰一陽謂之道”思想概括了天下萬事萬物運行的基本原理，衍生出“慶殃”“禍福”相倚的具體現象。白居易所擬詔制多有“命屈（曲）當代，慶留后昆”的論述，表達了《周易·文言》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易理，[6]（351）蘊含的核心依然是一個“陰”與“陽”終歸相諧的問題。推衍至于人事，則是“才”“位”相偕，復歸“慶”“殃”相對、“禍”“?！毕嘁械奶斓?，得其中正即“致中和”的問題。施其才而不得其“位”，頃其能而未竟其功，鞠躬盡瘁而謀國，屈曲其身以事君，均屬時位不得中正的狀態。白居易《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盧龍軍兵馬使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將相之長才，不得其位。命屈當代，慶流后昆。”[4]（725）張懿善德忠孝，胸懷韜略，但生不逢時，屈曲下位。其子孫繼承遺志，為國盡忠，故追授尊榮，推恩后輩?！稇舨可袝鴹钣诹曜婀史钕瓤h主簿楊冠俗可贈吏部郎中制于陵奏請回贈》曰：“以冠俗之棲遲下位，道屈于時，以于陵之光大其門，慶鐘于后。”[4]（786）就才干事業而言，楊冠俗生前未得應有榮貴，而皇天后土至中至明，歿后追授榮譽，光耀門楣，并遺澤后代戶部尚書楊于陵?！稄埼┧赝鲎胬€贈戶部郎中制》也是同類事實，追贈張惟素亡祖纮曰：“德合上元，才終下位。命屈于當代，慶流于后昆。故其孝孫，實登貴仕?！盵4]（839）所謂“屈”的表述，核心即為“位”的偏頗，屈才之意，于人于國均屬不得其道。屈于當代即為“時”的舛誤，所謂生不逢時。然則日月周行，無有偏私；天道昭彰，必得中正，福禍慶殃天理自在。帝王奉天承運，在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撥亂反正理所當然。白居易所擬詔制，正是反映出天命之不可違，也是天心、君心、臣心、民心之所向。

白居易深諳易理，了然天地盈縮規律，明達人世間得失之道，洞悉禍福相倚之理，故坦然面對自身窮達進退，其《與元九書》分析個人困順根由曰：“始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盵4]（325）揚名立萬，與之偕行的是開罪豪門；名震寰區，與之相伴的是毀亦隨之?？傊湼Φ龋菫殛庩栂嘟灰话愕娜缬跋嚯S。白居易對此頗多會意，條分縷析表里俱陳：“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褪呛握?？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迍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剝至死?！盵4]（325，326）白居易深入領悟人生境遇的錯綜復雜，看似世事無常的偶然之中所蘊含的必然規律，深得造物損益盈虛之道，暢曉天道中正法則，以執兩用中為寶。由于理有所本，白居易于是乎心下坦然?！独献印吩弧疤熘溃洫q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11]（194）白居易于名利之間洞明豁達，由此生發出源自內心的知足常樂、隨遇而安、樂觀平易的生活態度。《草堂記》曰：“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4]（255）白居易對人生的起伏波折的研磨透徹，面對諸多艱難困苦自然從容優雅、游刃有余。因其明達乎天地象數，曉暢陰陽互換，天道周流的根本大道，頗為窮達隨緣寵辱不驚。自身面臨《蹇》《屯》《剝》局面，不以一己之得失進退為念，合乎孔子無可無不可之深邃精微內涵。其格局實在是切合“遁世無悶”的高標，也正是為世人稱道和模擬的難能可貴之處。順境當仁不讓、慷慨激越、除舊布新、激濁揚清；逆境隨緣就勢、隱忍待時、胎息龜縮、調養身心?！杜c元九書》曰：“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4]（326）白居易即使面臨從廟朝落向丘樊間的天壤之別，亦氣定神閑安之若素，沉穩清雅不為所動，此一境界，實為白居易參透易理之陰陽否泰交流不居所致。

白居易用《謙》卦諷勸帝王，在詔制中多次對“謙”進行演繹和運用，其根源還是陰陽相生的理論，所表達的終極意義依然是“致中和”思想?！吨芤住ぶt·彖》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盵6]（83）陰陽交流，盈虧相隨，欲得圓滿其表，必得空虛其里。在治理國家層面，帝王九五至尊，一人之利，萬人謀之，欲求世間昌盛，先自內心謙卑，更當朝乾夕惕，如履薄冰。帝王先戒其盈滿，方有進德之空間；德配天地，萬方乃得平安。陰陽天道，推及人事，在明達的統治者看來，就是一個謙虛謹慎與倨傲輕慢的關系，隨之而來的是治世與亂世的分野。白居易對于謙遜恭敬有著清醒的認識，既為儒家經典學說的熏陶，更是來源于現實生活的經驗。白居易《策林·美謙讓》曰：“大化參乎陰陽，猶慚之以寡德；重光并乎日月，猶讓之以不明。斯乃陛下勞謙之心，合天運之不息也；勤卹之德，合地道之無疆也。”[4]（1361）白居易闡明天地日月大道，贊譽勸勉相加，其根本還是充分肯定“謙”的深刻內涵和意義。帝王欲得人之眾，得稱己之寡。欲得眾人鼎力相助，先謂孤家寡人。《老子》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盵11]（120）自謂孤德、寡德，是為進德之先虛位以待；自謂不善，是為向善且鋪就行善之空間。大凡成就了巨大功業，易于使人心氣高昂，情緒亢奮，以為天下無敵，往往不知休止，不知謙遜，終于亢龍有悔以終。故此每每行止急疾、政令紊亂、朝令夕改，當此方寸未穩之時，最要知常守拙，知雄守雌。《貞觀政要·謙讓第十九》曰：“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凡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13]（411）唐太宗一代明主，固有開創事業號稱“天可汗”的英武神勇，更多的是謙虛謹慎從善如流的人君風度。貞觀年間，久亂之后天下承平，四境晏如百姓富足時節，君臣有充裕的時間研讀著述，以追前賢、明得失，理當代、遺后世。太宗攜一班經天緯地之賢良臣僚，深思熟慮，錄有《貞觀政要》存世，又親撰《帝范》以規矩儲君，足為后世諸帝王輔臣法。白居易《策林·策項》曰：“此用陛下勞謙之德太過，故不自見其益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自見其功也?！盵4]（1356）白居易在唐憲宗左右多年，常以《謙》卦經典論述、權威理論諷喻激勵君王、闡釋國策、表達思想、指導實踐?！懂嫶罅_天尊贊（并序）》曰：“電繞樞而夜明，雷出震而時泰。皇帝孝敬寅畏，憂勤勞謙。”[4]（1151，1152）白居易盛譽帝王恭敬戒懼、憂勤謙遜，因而政治清明、國泰民安，事實上是借此諷勸帝王遵循“一謙而四益”的哲理，時刻保持恭謙戒慎的狀態，有始有終，以成就一代明君的美譽。就白居易自身而言，雖廣有文名，卻頗有自知之明，懂得謙虛謹慎、唯德動天、易簡知退的道理。無論是治國理政還是涵養修身，在《謙》卦的理解和應用上，白居易與唐太宗及前賢的權威觀點頗為契合，可見有唐一代遵循《周易》治國，傳承有序。

綜上所述，白居易在輔國理政和生活實踐等多方面接受了《周易》哲學思想影響并有所發揮。首先，白居易的易簡順時、樂天安命思想源于《周易》，一生充分實踐了“居易”“樂天”“行簡”“知退”“用晦”的深刻內涵。白居易根據“一陰一陽謂之道”的《易》理，認為天道周行、陰陽交互得其中和，和氣生而化育萬物、和合萬邦，可至國泰民安、天下太平。其次，白居易深入領會《周易》“感而遂通”的哲學思想，認為為政者若秉承天道，以仁德治國撫民，可達成感化天地消減災殃的愿望。援引《易》理進行論證，具備無可辯駁的理論依據。白居易借助天德以諷喻帝王、規范官吏，是其一以貫之的遵循儒道、關注現實的民本思想的集中體現。第三，白居易由“陰陽”辯證觀，推衍出“動靜”“禍?！钡妊h往復、終歸復其中道的思想，認為動靜得宜、張弛有度、不偏不倚是修身、處世、安邦的根本所在。白居易深刻領會“慶留后昆”“一謙四益”等哲學思想，既能居安思危，又能處變不驚。白居易遵循《周易》理論，依此闡發治國理念、詮釋人生際遇、舒緩內心困惑，形成簡易平常、從容淡定的個人風格和生活態度，是其為后世高度贊譽和競相模擬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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