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國際力量對比和全球格局持續發生深刻演變，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在此背景下，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穩中求變，不斷從中國自身的發展中探求理論的突破點和生長點。

習近平外交思想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2022年，學界對于習近平外交思想及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相關研究持續發力，力圖從理論化、系統化、多元化的角度闡釋其學理基礎及知識體系。

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論化探索集中顯現

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我國新時代對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自其指導地位確立以來，學界不乏對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時代價值、實踐意義、科學內涵、目標指向等議題展開論證。2022年，除延續上述研究路徑外，有關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論化探索進一步加強。

武心波以比較研究的視角，從價值論、人性論、本體論三個方面探討了習近平外交思想與西方外交思想的根本差異。面對未來世界的重構，習近平外交思想以中國的邏輯對缺失的世界進行再定義，用不同于西方而又與西方高度互補的視角彌補和完善了西方單一視角下認識世界的先天不足和偏差，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普適性與人類的普遍性。毛維準提出，習近平外交思想在傳承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展現出實踐依據、唯物主義基石、辯證思維和人類聚焦等特征，充分展現出中國共產黨人在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時展現出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與方法，這也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科學性的最明顯特征。郭樹勇、張笑吟基于國際關系理論史的視角，系統性地總結了習近平外交思想對中國學派發展的影響，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破解單純權力政治背后的二元對立和文化霸權邏輯，推動了國際關系理論的文化合作和文明關系研究；以實踐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改造國際共同體等核心理論，打破了國際關系理論的西方中心論，以非西方的智慧和方案引領國際關系理論發展。

此外，部分學者開始注重對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本身進行分析和展望，以期在研究內容、研究思路及研究范式上為學界提供有價值的參考。衛靈、牛子謙提出，加強中國外交學術話語體系建設，增強“問題意識”，重視歷史與現實、文獻研究與實證研究、國際政治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相結合，應成為繼續深化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努力方向。蔣天嬋通過對文獻的計量分析，認為在現有基礎上，相關研究可以從加強均衡性、整體性、創新性等角度進行拓展。

走向系統化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研究

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及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導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取得了開創性、歷史性成就。在繼續深挖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踐路徑的基礎上，學界開始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全過程展開系統性探索，試圖在基本概念、分析框架等方面找到外交能力建設的知識創新方向。

關于對“外交能力”概念和內涵的理解，凌勝利提出外交能力應被理解為主權國家有效制定和執行對外政策的能力，也即關于“大外交”方面的能力。具體包括外交理論創新能力、外交謀劃能力、外交機制建設能力、外交協調能力和外交執行能力等五個方面。羅建波認為，外交能力是國家綜合運用各種外交資源和外交手段以維護國家利益并妥善處理與外部世界關系的能力。它以國家實力為基礎，以外交資源為條件，以外交手段和方式為保障，以外交藝術為表征，包括統籌協調能力、理論創新能力、戰略謀劃能力、戰略實施能力四種核心能力。白云真、張旗則提出，從認識論與實踐論相統一的視角來看，國家外交能力是認知能力、決策能力、治理能力、財政能力、話語能力五個維度的有機統一，反映著外交維度上想法、方法、做法、辦法以及說法的知行統一觀，需要從主客觀相統一的角度將其置于外交事件以及歷史脈絡中才能加以理解。

除了對基本概念的辨析，王帆提出了在多目標決策框架下，中國外交的戰略排序問題。根據多目標決策理論，他認為基于重要性、迫切性、可行性與合理性加以綜合判斷，中國外交的戰略排序需要明確戰略總目標，并使分目標服務于總目標而不是偏離總目標。在協調國家利益問題時，要分清輕重緩急，處理好重要性與迫切性的關系問題，突出重點、兼顧平衡、以點帶面。溫堯通過厘清國家外交能力創新的不同路徑，將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置于另辟蹊徑型外交能力創新視域下，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發揮能動性的過程及效應，進而提取了另辟蹊徑型外交能力創新的發展過程框架，即在轉化階段，國家調動已有資源，將其轉化為穩定的、可以用于外交目的的資源；在專門化階段，國家強化這一外交資源的外交工具屬性，將其發展為常規外交工具。

多元化研究向度的拓展

外交實踐的開展往往涉及經濟、法律、文化等多個領域的共同參與。隨著習近平外交思想及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研究的全面推進，與之相關的跨學科研究不斷涌現，從更多元的角度延伸對習近平外交思想理論體系的構建。

多位學者從對外傳播的角度關注了習近平外交思想國際傳播的理論、方法與重點。劉宏松認為，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國際傳播主要有三方面的重點工作。一是理論傳播與實踐傳播相結合，二是媒體傳播與學術傳播相結合，三是話語實踐與交流實踐相結合。就前兩項工作而言，中國需要借助有扎實根據的學術研究成果和基于實踐成效的傳播內容回應外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質疑。

鄧烈、張玲玉關注了習近平外交思想與國際法之間的關系。他們提出，面對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立足安全、穩定、發展的全球視野，以“天下為公”的博大胸襟，深刻踐行不干涉、求共贏、重公益的基本理念，努力搭建平等化、多極化、法治化的多邊共治國際格局，是習近平外交思想賦予國際法理論創新的時代使命和戰略議題。趙斌、謝淑敏梳理了海外中國學視野下的習近平外交思想后發現，相關研究者無論身在何處，其立論基礎首先反映的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立場取向。其中多數較為客觀中立，但也不乏曲解甚至錯誤認知。總體上，海外中國學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利于抵御經濟和生態危機，也能有效應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恐怖主義等挑戰。關于新型全球治理觀，海外中國學則呈現兩種立場和態度。這一方面源于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缺乏正確了解，導致對新型全球治理觀的認知有失偏頗；另一方面源于各國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利益訴求差異，導致偏向以零和博弈思維去看待問題。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國際形勢研判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結束、烏克蘭危機接踵而至的背景下，本就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局勢更加復雜多變。基于此，中國國際關系學界順應大勢變化，不斷在相關理論和實踐層面擴展研究路徑和視野。

　對國際秩序的研究不斷深入

對國際秩序、體系、格局變化的探析仍是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重點。楊潔勉指出，當前國際體系正處于新舊交替和質變飛躍的過渡期，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在批判過時的國際關系理論，未來三十年世界將開啟東西方力量相對平衡和世界多極化基本穩定的新時期。倪峰等學者也對俄烏沖突對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作出概括，認為大國關系調整步伐加快，增強軍備或加強聯盟成為大國的重要選擇，世界多極化趨勢將加速。

針對現存國際秩序以及構建新的國際秩序問題，蔡拓指出，備受西方推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因干涉取向、等級思維不僅給國際社會帶來破壞性影響，而且導致自身陷入危機。當前，需以世界主義為指導，將人類視作相互依存的整體，進行平等的對話、協商與合作才是擺脫諸多困境的關鍵。對于國際秩序轉型的動力、過程和方向，學者也進行了有益探索。魏冰認為，當前，中國通過改革既有制度和創建新的包容守成國的制度實現了物質利益和規則主導權的提升，中美兩國在國際制度領域的持續互動將決定未來國際秩序轉型的進程。學者對于中國在國際秩序轉型過程中的角色概念分析也更加深入。汪仕凱提出，中國在持續復興和強勢崛起中發展成為新中心國家，新中心國家是現代世界體系中產生的新國家類型，它改變了由國家實力界定的國際結構，是推動世界秩序轉型和保障協商型世界秩序發展的根本力量所在。

面對大國關系的不確定性，田野通過報酬遞增機制，分析了大國競爭的根源，即大國會將地緣、技術和國際制度作為獲得初始優勢的首選領域，進而謀求長期優勢。漆海霞則指出，權力轉移導致的國際關系風云跌宕、低政治議題被升級到高政治層面都將推動高政治議題成為未來國際關系學界研究的重點。張宇燕在對后疫情時代的大國博弈進行總結時強調，當今全球化的眾多特征之一表現為意識形態的回歸。大國或國家集團間的博弈由單純的“利益政治”轉向“利益政治+原則政治”，這將加大達成全球共識的難度。針對未來的大國關系，學者們也進行了深入思考。夏立平指出，冷戰后中美俄三邊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俄烏沖突將在地緣政治與安全、國際秩序、經濟與高技術等三個維度進一步對中美俄關系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

技術變革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視角

學界對大數據、人工智能以及新興技術領域運用至國際關系研究的關注度持續上升。封帥指出，人工智能國際關系研究主要聚焦人工智能技術變遷對國際體系及國際行為體互動進程的影響。受技術發展周期性特征及研究本身泡沫化傾向的影響，中國的人工智能國際關系研究在長期穩定發展方面面臨著巨大壓力。只有與國際問題研究的學科矩陣建立有效鏈接，對研究議題進行合理規劃，積極構建人工智能國際關系研究學術共同體，才能有效應對未來的風險與挑戰。張濤、余麗提出，算法一旦被國家行為體使用，就成為國家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追求權力和利益的國際政治工具，也就具有了“非中性”作用。

關于數字時代的大國競爭和國家安全，學者們也作出了有益思考。葉成城認為，數據、硬件與算法已成為數字時代最核心的生產資料，構成了國家的數字資源。數字資源帶來了生產方式的變革，開始沖擊并革新過去的結構性權力。盡管數字技術革命在短期內加劇了中美科技競爭，但長期來看仍會強化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劉國柱強調，“數字威權主義”論是近年來美國“對華戰略失敗”論在數字領域的反映，中國應在國際社會，特別是聯合國框架內提出并倡導數字時代的共同發展觀，并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主動提出數字治理的中國方案，破解“數字威權主義”論給中國帶來的危害。在數字技術競爭與地區安全秩序的研究方面，孫學峰指出，在數字技術競爭背景下，東亞安全秩序雖面臨新的沖擊，但中國和絕大部分東亞國家的政策選擇并未脫離既有的安全戰略模式，東亞安全秩序展現出較強的韌性和延續性。

全球治理研究注重新路徑的探索

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變遷推動了學界對于全球治理領域的反思與重構。郭樹勇、舒偉超提出，現行的全球治理體系是霸權政治的產物，參與者和問題領域均受到霸權政治的影響，因此，西方國家的全球治理不如說是西方治理全球。王亞琪引入后實證主義研究視角，闡釋了理性行為體在碎片化的機制復合體中走向“有組織的不負責任”，導致機制碎片化在全球治理中產生負面作用的必然性。徐秀軍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為重塑全球治理路徑提供了歷史機遇，從價值、模式、制度、手段幾個方面探討了全球治理體系發展的路徑選擇。

數字治理研究成果亦可圈可點。薛曉源提出，若要立于數字全球化的前沿，籌謀好全球數字治理戰略和政策，就必須樹立全球數字治理研究的問題意識，包括全球意識、時間意識、總體意識、創新意識和前瞻意識。劉海鶯認為，全球數字治理面臨的多元挑戰主要體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數字鴻溝不斷擴大，領先國家在數字領域的規范和標準之爭加劇，數字霸權主義抬頭和破壞性技術的社會影響加深等。張茉楠強調，數據、算力、算法正在重新定義數字時代的關鍵生產力。數字技術、數字規則、數字主權正在成為大國博弈的新焦點，全球數字治理已成為大國博弈的“新賽道”。

此外，學者們還從更廣闊的視角探索了全球治理的新路徑。盧靜提出，中國應著力完善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知識話語體系，推動海洋命運共同體的多邊主義制度化建設，打造多元參與的協同治理格局。董柞壯認為，對數字貨幣的治理需要平衡創新與風險，實現技術創新與有效治理的良性互動。徐秀軍、林凱文則從國際經濟議程政治化趨勢加劇的角度對國際貿易治理機制的運行與發展帶來的挑戰進行了深刻思考。任琳指出，應對復邊主義浪潮帶來的系統性危機，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塑造一個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當下中國以及國際社會面臨的緊迫而艱巨的重大命題。

學科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推進

2022年，國際關系學界集中涌現了一批觀照中國國際關系前途與發展的研究成果，呈現出與區域國別學、國家安全學相互促進、砥礪前行的良好勢頭，并最終共同推動中國國際關系知識體系構建。

區域國別升為一級學科

2022年9月13日，區域國別學正式成為交叉學科門類下的獨立一級學科。有學者從區域國別學知識體系的構成角度做了分析，秦亞青指出，區域國別學的知識體系應包含三種類型的知識，即描述性知識、學理性知識和應用性知識。這三種類型的知識既具有各自的特點和側重點，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從當前中國區域國別研究角度來看，這三種知識的生產和再生產既可以較好地發揮不同學科的優勢，也具有相輔相成、共同推動學科發展的現實意義。也有學者從問題導向與區域國別學的學科身份建構角度來分析自主知識體系。王展鵬認為，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探索將是區域國別學學科身份發展的重要路徑，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指導下，中國區域國別學的學科建構與自主知識體系創新將互為因果，共同發展。朱鋒進而表示，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引下，將中國的區域國別研究和傳統意義上的歐美國家的區域國別研究鮮明地區分開來，既能形成中國自主的區域國別學科體系，又能為國家的重大現實需要資政建言。

針對如何在區域國別研究較為繁榮的背景下，有效地推動區域國別學科建設，是學界當前需要積極回應的問題。周方銀指出，區域國別研究需盡快形成自身的基礎理論群、主要研究范式和相關中層理論，增強研究人員的學科歸屬感。要通過區域國別的學科建設，推動中國區域國別研究在知識探索、社會服務、人才培養等方面的進步。學科建設的要件之一就是教科書。迄今為止，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用于區域國別學教學的教科書可謂寥寥無幾。江時學建議，教育部應該做好頂層設計，多組織幾個區域國別學教材編寫組，盡快推出一本或數本高質量的教科書。學術會議也是學科建設的關鍵，2022年10月23日，“中國區域國別學共同體”成立大會在北京外國語大學隆重召開。同年12月，首屆“中國區域國別學50人論壇”在云端成功舉行。

國家安全學建設取得進展

2022年，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扎實推進，國家安全學的內涵與外延不斷得到擴展，尤其是中國國家安全學建設取得新的進展。肖晞指出，我們必須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學科建設的指導思想，以交叉融合為學科范式的探索路徑，以國家安全思想與理論、國家安全戰略、國家安全治理、國家安全技術為學科理論體系和人才培養方向，運用系統思維、戰略思維和創新思維構建中國國家安全學學科的自主知識體系。國家安全學是一個全新的一級學科，擁有天然的學科優勢。董春嶺指出，國家安全學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上擁有巨大的自主創新空間，在形成國家安全領域獨特的知識體系、理論體系、方法論上擁有足夠的發展動能，大變局催生大思想，新時代呼喚新理論，隨著新時代中國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偉大實踐的不斷推進，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的構建正逢其時、前景廣闊。

當前，國家安全學學科發展方向還存在一些爭議點。對此，唐士其、于鐵軍、祁昊天提出我國國家安全學學科的復合型發展方向，國家安全學雖然在學科設置上屬于交叉學科門類，但其內涵不應缺失綜合學科的屬性，即不是機械的交叉，而是超越交叉的有機融合，這樣才能夠真正實現在傳統基礎學科的接合部“填補真空”這一政治和學術要求。針對國家安全學的基礎理論問題，李文良認為，國家安全學基礎理論遵循“問題→過程→結果”框架構建其理論范式。把握“兩端”即“問題”和“結果”是深刻理解這一理論框架的關鍵。余瀟楓、章雅荻從“大語境”“總理念”“廣交叉”三個維度探討國家安全學的價值取向、學科性質與人才培養，為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提供新的視角。在學術刊物上，《國家安全研究》正式創刊，成為國家安全理論前沿和現實問題研究的重要學術窗口。

超越西方理論與探索中國路徑相互砥礪

國際關系理論長期以來一直以西方理論為主導，目前已經出現國際關系解釋和預測明顯不足、內部缺少發展動力、思想性理論匱乏等桎梏，超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勢在必行。為此，2022年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有諸多探索。孫吉勝強調，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需要系統研究當前國際關系整體演變態勢對理論創新的影響，更好地總結和凝練中國外交傳統與實踐，從本體層面、經驗層面、規范層面入手，把中國外交實踐上升為理論認識和知識體系，使其成為國際關系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也有學者從全球國際關系學、全球學、全球史等學科角度批判國際關系理論，以此打破中西方二元藩籬，超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高鵬、朱翊民則認為，作為一種新的國際關系理論范式，全球國際關系學不僅豐富和發展了國際關系研究的認識論，還可以啟迪中國學者更深層次地理解包含中國自身在內非西方的國際關系實踐，使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更具全球關懷。蔡拓、汪家銳提出，全球學本身就是一門關于“全球”的學問，以全球本體和整體性世界為研究對象，核心和靈魂就是全球性，世界整體和人類中心的全球主義價值貫穿始終。王立新指出，全球史研究深刻改變了我們描述、想象和研究世界歷史與國際關系的方式，有助于促使國際關系學變成一個更開放、更包容和更少西方中心色彩的學科，并推動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全球史與國際關系學科的對話，將國際關系研究的歷史路徑推向深入，突破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話語主導陷阱。2022年9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舉辦“全球史與國際關系理論創新”會議，率先做了這方面的嘗試，并得到學界積極響應。

在反思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方面，秦亞青從量子科學觀出發，對以傳統科學觀為理論基礎的三大理論進行了根本性批判，并據此提出了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觀重建問題。而針對當前國際關系學界對復雜性科學缺乏系統性認知，致使在面對復雜性問題時，無法實現從機械性思維到復雜性思維的轉換問題。劉孟強提出三個復雜性內核，分別是歸納方法、國際關系系統狀態的復雜性特征、把復雜性當作復雜性，從而打破傳統機械性世界觀的禁錮。

　反思與展望

除了上述學科進展和對重要議題的探索，2022年的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總體上呈現出聚焦中國、關注地區、注重學科建設三個趨勢，而年輕學者在人工智能、數字技術方面的群體性崛起，未來可期。

聚焦中國

2022年國際關系研究的議題更加注重立足中國、從中國出發。全球人類共同價值、新時代文明交流互鑒、新型國際關系、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等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關鍵詞在研究中得到了重點關注。挖掘和總結中國實踐的理論內涵也成為學科理論探索的重要維度。鄭宇即從中國的扶貧實踐中挖掘總結了貧困治理的漸進平衡模式，并在非洲的實踐中進行了檢驗。

關注地區

如前所述，因為全球范圍內的新冠肺炎疫情疊加俄烏沖突造成的地區乃至國際局勢動蕩，有關“大勢”的判斷依然是學界關注的重點。但除了前文提到的對全球層面的關注之外，研究重點也越來越下沉至地區，地區化和地區主義研究受到重視。耿協峰對全球化進程中的逆地區化現象進行了分析，認為應當正確理解地區化與全球化的關系，破除認識誤區，正確辨識逆地區化的不同類型。王志則主張立足比較地區主義，通過對比“一帶一路”倡議所秉承的理念與西方地區主義的差異，理論化中國的地區實踐，以將中國的視角植入地區主義。

學科建設

有關學科未來的討論持續深入。王義桅指出，討論中國學派也好，中國國際關系理論也好，要告別沖動，走出理論的迷失，走出全球國際關系學的迷思和比較政治學、比較國際關系研究的陷阱。中國經驗不針對任何一國之啟示，啟示的是整個天下；中國不是崛起，而是復興；超越民族性的邏輯、崛起的思維。偉大復興的中國自然要產生超越國家特色的、普遍性的國際關系理論，產生中華氣派、中國風格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與理論體系。也有學者從國際關系學科專業化與自主學科體系的關系角度做出闡述，閻學通對國際關系學科建設提出四點原則，一是強調學科發展的學術性，避免常識性意見主導學科建設；二是深化小專業學術知識，避免有名無實的學科建設；三是創造普適性知識，避免知識的不可靠性；四是明確個人的學科專業，避免都是全科學者。這四條原則為學術專業化在國際關系學科體系形成中提供了新的思路。

青年學者

年輕學者在人工智能、大數據、元宇宙等新興技術與國際關系理論方面的探討，努力與世界保持同步，在深度偽造技術、計算宣傳、社交機器人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可圈可點，為國際關系理論的前進和發展積蓄了力量。

但不得不承認的是，2022年的國際關系整體上仍處于“蓄勢待發”狀態，在研究議題、研究方法等方面更多的是2021年的延續，與波譎云詭的國際局勢相比，還是略顯平靜和沉悶。學科基礎理論研究仍顯薄弱，學科內部及跨學科的交流與融合仍有待推進，知識共享不足、學術批評匱乏仍是制約學科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任重道遠。

（執筆：國思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