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社會學界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高度的實踐自覺、理論自覺、文化自覺和方法自覺，繼往開來地為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探索及理論創新貢獻學者智慧。

　求真務實，積極回應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

圍繞以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社會學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和回應，體現了學科的人民立場、實踐品格和天下胸懷。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戰略意義重大。陳軍亞、張鑫提出，鄉村發展戰略體現了中國建構現代國家的內生責任。李小云認為，當前農村發展存在基礎設施、產業和人口結構等多層面問題，鄉村振興要在城鄉融合的新型城市化過程中逐步推進，以科技創新為動力，持續推動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王曉毅、阿妮爾提出，高城市化率與大量農村居民并存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機遇；農戶承包的土地制度、工業化與鄉村社會的有機聯系，以及政府主導的執行能力，為鄉村振興提供了可能。夯實振興基礎。田毅鵬認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帶有總體性，鄉村空間的社會基礎構成較為復雜，在實踐中應給予關注。王思斌認為，產業振興、人才振興、組織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點，政策支持應加強鄉村內在能力建設。向德平、向凱提出，鄉村振興需要處理好城鄉融合發展、農民主體性以及小農戶的社會支持等關鍵問題。折曉葉認為，鄉緣與工業的適配關系，將為“工農相輔”結構空間的打開、資本回鄉以及村社區治理和家園建設提供新模式。調動多元主體參與。呂鵬、傅凡發現，下鄉企業通過靈活方式適應本地產業與社會基礎，借助差異化手段處理市場環節，實現“有機嵌入”的可持續發展局面。鄔家峰提出，應推動外源性干預主義的“國家視角”向內源性生活化治理的“農民本位”轉變，破除鄉村文化建設中的農民“主體性缺位”現象。賀小林、趙德余、衛笑嘯發現，以股權為紐帶可構建政府、地方國企、集體、農民等多元主體并存的合作機制。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陸益龍、董倞喬認為，鄉村振興應與新型城鎮化協調推進，以城鄉融合、產業融合、“補短板”與高質量發展相結合為目標。王紹琛、周飛舟提出，三產融合發展為探索小城鎮在新形勢下的發展道路，解決城鄉二元對立的發展遺留問題提供了可能方向。焦長權認為，中國城鎮化發展即將進入下半程，農民工逐步返鄉將重構以縣域為中心的新社會空間。

　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強社會政策頂層設計。關信平提出，中國共產黨百年的社會政策發展始終堅持為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斷優化民生保障的責任主體。熊躍根認為，改革開放40多年來，已逐步走出一條社會政策的中國道路，未來中國的社會政策將致力于建設一種普惠的和可持續的社會保障與福利體制。社會服務與社會福利制度不斷完善。林閩鋼提出，我國全民基本社會服務發展取向為：建立服務清單，健全服務的標準體系，健全服務質量的評價體系，注重信息技術在服務管理中的運用。劉繼同認為，實現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目標的最優制度路徑是由“市場社會主義”轉為“福利社會主義”。焦長權、董磊明認為，當前中國已明顯跨過了“低福利”國家的門檻，并正在構建一個多層級政府共同負責的新型民生保障體制。社會救助與慈善形式更加多樣。余少祥提出，我國傳統生存型社會救助應適應新形勢，向發展型社會救助轉變。朱健剛、鄧紅麗認為，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發生了新的轉型，呈現出治理吸納慈善的總體特征。徐道穩認為，融合發展是社會工作和公益慈善的發展方向。

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理論探索與路徑創新。王春光認為，共同富裕思想體現了人類社會的三個定律，即共存、共生和共融。葉敬忠提出，共同富裕研究應實現由做“證明題”向做“問答題”的研究轉向。李培林、崔巖建議，把農村相對貧困率降低到10%以下作為從“共享”走向“共富”的階段性目標。鄭功成、王海漪強調，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是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劉歡、向運華認為，共同富裕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應以提升社會保險統籌層次、完善兜底性社會救助制度、補齊社會福利制度短板及發展補充性保障項目等為重點路徑。關注新社會階層和中等收入群體。劉少杰、周驥騰認為，網絡社會的空間分化和不確定性是正確認識新時代新社會階層地位與作用的重要基礎。林卡、季夢婕、蔣閏潤揭示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轉型對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并總結了實現跨越的三重路徑。李煒、王卡討論了學界關于低收入群體的劃分標準，并提出了“提低”“擴中”的三條政策路徑。李春玲認為，新發展階段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的戰略方針和政策方案應該從宏觀層面、結構調整角度和特定目標群體三個方面進行設計。

社會治理創新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張來明、劉理暉認為，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將在推動公共服務優質共享、基層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治理數字化變革上持續發展完善。劉偉、翁俊芳提出，“社會治理共同體”話語具備雙重意涵，能夠幫助政界與學界搭建合作對話的橋梁。數字化轉型。閆澤華、王天夫提出，數字治理的要義在于通過發揮社會的主體性作用來構建既有社會空間與數字社會空間之間的通路，形成具有彈性、以人為本的規則體系。喬天宇、向靜林聚焦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底層邏輯：促進連通性，推動開放與參與；實現數據化，增進智慧與安全；直面復雜性，應對風險與挑戰。單勇認為，“基于平臺的治理”從技術、組織、制度上為犯罪治理提供了轉型路徑，包括基于超大平臺的治理和基于綜治平臺的治理。劉能、陸兵哲提出，數字化治理體系在與鄉村社會基礎達成契合、與鄉村傳統治理模式進行調適的過程中發揮效能。基層治理路徑優化。歐陽靜認為，鄉村治理現代化要從國家與鄉村社會的“結合點”出發，充分發揮基層簡約治理功能，以保持鄉村治理的自主性與靈活性。陳柏峰提出，應將以家庭誠信檔案為基礎的社會誠信制度建設作為切入點，在治理事務之間、家庭成員之間建立責任連帶紐帶進而破解基層治理難題。劉亞秋認為，“家”正在成為撬動治理實踐的機制和工具。張力偉、高子涵認為，社區韌性的構建需要將情感治理和精細化治理貫穿于治理的“觀念”“結構”和“行動”當中，打造一個有情感有溫度的“人心政治”。

人口均衡發展

翟振武、金光照、張逸楊提出，構建家庭友好和生育友好型社會是消解生育水平抑制性因素的關鍵舉措，應運用整體性思維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成長周期全覆蓋和孩次全覆蓋的生育支持體系。杜鵬認為，探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中國道路應確保全體老年人共享發展成果，創造老年人全面發展的社會條件，推進養老事業和養老產業高質量發展，并通過合作共享為全世界貢獻積極應對老齡化的中國智慧。胡湛、彭希哲、吳玉韶提出，我國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具備一核多元的治理范式優勢、國家—家庭—社會相均衡的三元治理結構優勢、大國模型和文化背景下的國家稟賦性優勢，以及時代更迭和技術躍遷可能帶來的后發比較優勢，應融會中國優勢形成“身—家—群—國—世”相貫通的人口治理格局，凝練“中國方案”體系以加快“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道路”。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麻國慶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前提是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要深刻理解把握中華民族內在結構的特點，更要致力于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中凸顯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郝時遠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為研究對象，圍繞黨章中有關民族事務、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內容，聚焦于“中華民族”“中國民族”話語進行論述。王延中集中分析了近代西方研究中國的幾種歷史觀，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基于“歷史中國”與“現實中國”的統一性，堅持中華文化的主體主導性和開放包容性。菅志翔、馬戎認為，需要厘清“民族”的引入和演變脈絡，促成不同解讀之間達成共識，從而真正在學理上推進我國的民族研究。關凱提出要重建中國民族學知識生產的宏觀背景，把中國的“民族”研究與現代性研究和國家研究聯結成一個知識域。此外，由國家民委主管、中央民族大學主辦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創刊，旨在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文明交流互鑒

　大變局中的文明：中國與世界。圍繞“學術中國·2022”國際高峰論壇主題，艾倫·麥克法蘭認為，文明之間如果能互相理解、保持寬容，并多一些“同理心”，可以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勞倫斯·羅蘭-伯格主張突破“東方”和“西方”的分野，充分考察世界各種“社會”的自主敘事；景天魁提出，形成“天下群”是中華文明的精髓所在；黃平強調從說事、講理、論道三個層次，把文明互鑒、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背后的道理說清、講明、論透；渠敬東認為，從先秦時期絕地天通的山川祭祀，到中古以降澄懷修身的山水藝術，再到現代平等社會/民族國家背景下的山河政治，皆為中國文化傳統中整全性的精神概念。文明比較的視野和方法。孟慶延認為，應在充分吸收不同學派尤其是馬克思的過程性敘事方式的基礎上，挖掘事件在本土歷史社會學研究與建設中的特殊作用。李榮山從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關系入手，認為韋伯式比較歷史社會學雖內含著“和而不同”的文明比較理念，但仍帶有文化本質主義特點，可以用費孝通對文化自覺的反思闡發一種真正和而不同的比較歷史社會學。高勇反思了當前定量研究主流范式的“假設—演繹主義”路數的弊端，通過激活涂爾干的經典研究，探索一種與中國社會內在特征更為貼切的方法路徑。成伯清識別了西方“文明沖突論”中的文明局限，嘗試將“天下”作為一個社會學概念來思考世界秩序。中國傳統社會的肌理及其創造性轉化。周黎安用“一體多面”概括中華帝制時期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總體特征，為理解中華帝制的“權力一元性”與“治理多樣性”的結合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角和分析框架。張江華通過對“內地邊疆”地區家族變遷史的研究，展示了“內地邊疆”地區納入國家體系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進程。凌鵬通過分析清代訴訟中的誣告案件，呈現了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多層情理結構。深入探尋其他文明的內在生成邏輯。杜月考察了“神圣個體”從涂爾干到戈夫曼的演變，揭示出法美兩國社會理論的深層聯系與區別，進而指出中國文明為西方擺脫神圣個體化困境提供的可能性。李英飛、陳濤、康子興、王利平、楊勇等人的研究則推進了對法、德、英、美社會學傳統的深入理解。

與時俱進，豐富拓展跨學科、交叉學科和前沿領域研究

堅持系統觀念、突破學科本位主義，在跨學科、交叉學科的視野中，推進對重要問題和前沿領域的深入探討，仍是本年度社會學的重要努力方向。

金融社會學在基礎理論、國內外金融市場風險與治理、金融社會工作實踐等方面取得了豐富成果。李國武等主編的《金融與社會》（第三輯），系統梳理總結了過去二十年社會網絡理論、述行理論、社會不平等理論等視角下的金融市場研究。楊典、孫子涵針對金融市場中的關鍵行動者即機構投資者在中國崛起的動力機制和過程動因、經濟和社會影響及未來監管政策展開了較全面的分析。向靜林、歐陽璇宇、艾云探討了中國特色的金融風險治理現象即金融風險治理的波動問題，并建構了“金融市場演變—治理機制切換—政策執行波動”三層分析框架。劉長喜、崔占民在社會金融化、長壽化和本土化的背景下提出了“機會—效能—同一性”分析框架，認為提升金融能力應該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之一，開展金融社會工作是提升社會金融能力和建設金融社會的主要途徑和方式。

醫學社會學/人類學既瞄準當下重大的健康議題，也在傳統的學術領域上耕耘拓展。關注鄉村社會的疾病和醫療體系。焦思琪、王春光聚焦農村醫療體系中正式醫療制度和非正式醫療制度的互補關系，為建構具有文化適宜性的鄉村醫療體系提供參考。余成普從疾病的社會類型學、求醫問藥的實踐和日常的道德生活三個面向展現了鄉村慢性病人的患病經歷，為人類學研究慢性病提供了分析框架。在醫患關系上，池上新提醒，制度理性和社會文化二者共同影響當前的患者信任，應重視制度因素，但也不宜忽視文化的長期作用，尤其要警惕“關系就醫”的負效應。在健康不平等上，程誠、任奕飛研究了疾病眾籌目標達成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差異。在全球健康議題上，景軍、楊斐、法翠雯通過分析中國對外醫療援助的過程，尤其是國產新冠疫苗的出口和捐贈，總結了中國全球健康發展的經驗和方案。

社會學視角下的元宇宙研究。劉少杰提出，社會學應在經驗現象中探究規定行為與思維的集體表象和社會制度，實現對數字表象和元宇宙行為與制度的深入理解。陳云松、郭未發現，部分對現實社會進行研究的社會學概念、理論及方法能在“流動的空間”視域下突破傳統邊界，在“元宇宙”的在場社會得以創造性應用，從而延續人類對人性，以及對“自我”與“他者”的全面理解。王天夫認為，虛擬世界拓展了現實世界的時空邊界，產生了新的社會運轉的規則與過程，也會形成一系列新的機制與過程，制造出新的社會不平等。程士強認為，要實現元宇宙的空間正義，進行共享的、均衡的空間生產與分配，就必須超越數字資本主義。

平臺企業與勞動者研究。黃冬婭、杜楠楠揭示了國家制度環境影響企業內部組織的雙重邏輯，即國家監管制度形塑下平臺企業商業模式的需要，以及國家監管力度強化下企業內外部組織資源的爭奪。呂鵬、周旅軍、范曉光從企業自主性出發，認為促進平臺善治的關鍵是通過完善國家對平臺的治理形成外部結構性壓力，促進企業內生治理變革，形成可持續的共同治理模式。陳龍提出，平臺勞動的勞動過程與勞動關系研究緊密相關，在被遮蔽的勞動過程中隱藏著勞動關系的真相。顧楚丹、文軍發現，面對外生和內在的不確定性，平臺企業以“大廠化”和“主體賦權”作為組織控制的有效策略，實習生則借助實習“經紀人”、網絡社群參與及組織化動員、文化層面的自我價值化等主體性實踐方式來應對身份與勞動的不確定性。魏海濤、李國卉將平臺勞動者研究劃分為四個基本類型：勞動控制、勞動自由、勞動關系和勞動主體性，并結合勞動社會學、網絡社會學的理論視角和當前中國平臺經濟發展的現實經驗，提出平臺勞動者研究的新方向。張彥從分析企業工作環境切入，認為優化勞動者的工作環境是提高勞動者工作質量的重要條件。

大數據時代的量化研究。2022年，量化社會學研究呈現出傳統方法與新興方法并行發展的“雙輪驅動”特點。一方面，圍繞社會學傳統資料收集與量化分析手段的引介、拓展與應用，產生了一系列具有示范價值的研究成果。如唐斌斌提出了多種診斷方法，評估被訪者驅動抽樣；王森滸等系統引介了調查與實驗結合的方法。圍繞年齡—時期—世代分析、序值變量分析以及因果圖等主題，亦有專文討論。另一方面，對于新興計算社會學方法的討論也值得關注，涉及文本挖掘、社會網絡分析、代理人基模型以及社會計算驅動范式。陳云松尤其強調社會學定量研究的宏觀轉向。《智能社會研究》和《社會研究方法評論》創刊，為中國社會以及全人類社會的智能化轉型、國內外社會學方法論研究提供了展示平臺。

此外，勞工社會學聚焦于情感勞動、認知勞動、跨國勞工、工作場所侵害等議題。藝術社會學在藝術市場、舞臺藝術、視覺文化、藝術鄉建等經驗議題上有重要研究推進。

守正創新，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社會學知識體系

建構中國自主的社會學知識體系既與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同頻共振，也是中國特色社會學“三大體系”建設的重中之重，其要義即在守正中堅定方向，在創新中構建框架。

學理化地研究闡發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邏輯和理論邏輯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社會學知識體系的使命擔當。李培林提出，可以用“五論”來構建新發展社會學的基本理論框架，即新發展的本質論、階段論、轉型論、動力論、世界體系論。路風認為，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主動力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國基礎結構之下，以工業體系為載體的有用知識體系和社會能力的累積性成長。張翼提出，“小康社會”和“共同富裕”可謂中國式現代化話語的標識性概念。李強認為，中國社會學界在創新中國特色的基層社會治理實驗、深化中國特色的民生研究，以及多元的城鎮化道路、人的城鎮化、中國特色的產業化道路、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現代化以及“人的現代化”等研究上做出了理論新探索。應星認為，中國式現代化尤其顯示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緊密關聯。社會學的歷史視角對一系列關聯、融合、過渡和轉型過程有著獨特理解。楊清媚認為，近一百年來，人類學視野中的中國式現代化變革的核心議題是：國族建構、經濟建設和精神啟蒙。圍繞三者的關系及其展開，出現了具有中國特色和創新性的理論方案。

中國自主的社會學知識體系的建構水平是中國特色社會學“三大體系”建設的助推器和試金石。第一，在代際傳承中堅定自信、明確方向。洪大用認為，推進中國自主的社會學知識體系建構應從進一步強化社會學者的主體意識，增強學科自信，“堅持自信自立”；切實推進“兩個結合”，堅持以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設服務廣大人民的社會學等方面努力。陳光金強調，中國社會學一直秉承為民富國強、改造社會的理念做研究的學術初心，致力于發展基于中國經驗和中國問題的社會學。周曉虹考察了“知青”一代社會學人如何投身改革開放、建構中國社會學的話語體系，強調應通過對“知青”一代的底層體驗和“后知青”一輩的專業素質的互構共享，造就中國社會學的代際綿延能力。周飛舟認為，要建立中國社會學的本位，既要系統、深入反思西方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哲學預設，也要結合中國當代的經驗研究反思中國傳統社會思想和文化。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中國古典社會學（群學）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群學年鑒》創刊。

第二，提高“轉化”能力，在設置議題、提煉標識性概念、構建系統性理論方面勇于探索、敢于突破。馮仕政強調，應在馬克思主義實踐觀點的指導下，把哲學意味濃厚的“實踐”轉化為更豐富、細膩、更接近日常生活的概念、命題和理論，從而更符合社會學的學科屬性和要求。王寧認為，國際同行的學術承認存在兩種方式：“元素性承認”和“框架性承認”。社會學者應從對中國特殊現實的研究中揭示出某種類型或國際普遍性，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交流，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并讓國際同行聽得見、聽得懂、聽得進。楊典認為，中國社會學者提出了“另一只看不見的手”“關系產權”“錦標賽體制”“中國城鎮化模式”等一系列標識性概念和關鍵議題，展現了對西方經濟社會學的補充、推進或超越。宋林飛提出 “公平競爭、自主創新、善于博弈、化解風險、美美與共”，以作為新的世界社會學理論分析框架。

第三，辯證處理學術與政治、科學與人文、特殊性與普遍性、學科性與問題性的關系。馮仕政認為，中國自主的社會學知識體系的建構，關鍵是直面科學與政治的張力，敢于打破社會學知識生產中的國際分工、分層以及因此而來的知識霸權，著力推動范式革命。石英提出，應當在新科技革命視域下重新理解和把握社會學“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關系和本質，培育基于經驗直覺的社會學想象力，探索科學的“社會全息”理論。張靜強調，社會科學要努力讓世界“讀懂中國”，就不能沉迷于特殊主義的問題意識，而應該從特殊中發現一般。毛丹主張在本土經驗研究中自主抽象普適性理論。渠敬東認為，所有學問的生發點，都是人世間的疑難、為難和危難之處。學術不僅要發現問題，而且還要依據學科的軌跡去探究問題，進入問題的深層機理。肖瑛認為，很多精致但讓人并不滿足的研究，是因其問題意識、分析視角和解釋機制是“外圍”的。需要改變目前國內社會學教育過分專業化的局面，拓展學科邊界，增進研究者的理論感、歷史感和經驗感。何明認為，學科性學術與問題性學術之間的張力、學科性學術“異化”和“內卷”的根本原因，在于學科的制度安排及其價值導向、資源配置。

識變應變，著力打造中國社會學學術共同體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社會學界與哲學社會科學界同仁一道面臨大浪淘沙。基于研究現狀，學者自我突破、學科精準定位、打造學術共同體或是社會學界增強識變應變能力、經受住大考的可能路徑。

自我突破，意味著社會學研究者正視虛假繁華，主動走出舒適區，拓展視野、夯實基本功。雖年度報告呈現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期刊界仍普遍認為“有靈魂”“有啟發”的好稿難求，理論研究、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都面臨“懸浮”、跟不上時代需求的困境，其背后是對學者視野、胸懷、訓練、轉化和表達能力的更高期待。僅以“轉化”為例，“堅持問題導向”考驗的是學者將“實踐遇到的新問題、改革發展穩定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國際變局中的重大問題、黨的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轉化為學術問題的能力。毛澤東同志說過，“化”者，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在此意義上，能轉化好、提出好問題的學者，既要懂政治、精學問、通民心，還要能打通個人內在困擾與公共議題之間的關系。這就要求學者兼具總體性關懷、多學科視野和系統性思維。

精準定位，意味著清晰識別社會學在哲學社會科學坐標系中的位置以及中國社會學在世界社會學版圖中的位置，并使之成為社會學從業者的共同愿景。費孝通談“文化自覺”時提到的“自知之明”同樣適用于討論“學科自覺”。要認識到自己的學科和其他學科的優長及短板，才能與其他學科一道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方向上取長補短、協同推進；要在與他國社會學研究氣象的對比中，找準自身在全球社會學中的發力點。需要注意的是，認識即構建，“自知”的過程也是通過話語構建中國社會學圖景（拓寬學科邊界）的過程，在話語即權力的意義上，精準定位是增強中國社會學國內外傳播力影響力的重要前提。

學術產品并非學者憑借個人努力就可以獲得，其凝結著學術共同體的智慧并承受著共同體的審視。因此，優秀研究成果的推出，離不開包括作者、編輯、審稿專家、廣大讀者等在內的學術共同體成員的共同努力。一個既體現了作者對自我的實質性突破、又有高度學科自覺、還得到學術共同體充分助力（尤其體現為貢獻建設性的批評意見）的成果，無疑更經得起實踐和歷史的檢驗。因此，凝聚內在共識、打造有生命力的學術共同體，應成為中國社會學具備守正的定力、創新的實力和應變的智慧的重要保證。

（執筆：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