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黨和國家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年，黨的二十大擘畫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藍圖。一年來，我國經濟理論界堅持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導，以國內外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為導向，尊重經濟發展客觀規律，深入解讀經濟實踐，系統提煉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學意蘊及其獨創性貢獻，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經濟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呈現出扎根中國大地、與時代同頻共振的鮮明特色。

　學理化研究闡釋習近平經濟思想

習近平經濟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相結合的重大理論成果。學者們一致認為，習近平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的最新理論成果，不僅為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根本指導，也為世界經濟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何立峰表示，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從經濟和政治關系、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經濟發展原則、經濟發展階段、市場經濟理論、生產和需要關系、社會再生產、世界經濟等維度，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逄錦聚認為，習近平經濟思想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題，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為根本保證，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發展目的，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為根本動力，集揭示經濟發展規律、社會發展規律、黨統一領導經濟規律和人與自然關系于一體的科學理論體系。

2022年，在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學理化研究闡釋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學研究，特別是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現實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學維度與邏輯成為我國經濟理論界關注和熱議的重點。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課題組認為，中國式現代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人民中心論”“本國國情論”“文明協調論”“和平發展論”為內核，對世界現代化理論作出了原創性貢獻，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超越了西方經濟發展理論，打破了發展中國家依附發展理論的教條，開創了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新路徑和人類文明新形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要立足新發展階段，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高質量發展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任務。顧海良認為，“中國式現代化”賦予社會主義現代化以更加鮮亮的中國特色，賦予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更加顯著的中國底蘊。“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體現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在規定，夯實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任保平強調，中國式現代化突出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將現代化發展的普遍原理與我國具體國情、發展階段、時代特征的特殊性相結合的現代化模式創新，突出表現為經濟現代化、社會進程現代化、城鄉區域現代化、生態文明現代化、治理能力現代化。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特征。黃群慧認為，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根本保證。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目標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場要求，堅持黨對經濟現代化事業全面領導的根本保證要求，不僅是中國經濟現代化道路的根本所在，還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現代化道路的本質區別。

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求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不斷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劉偉表示，高質量發展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與核心抓手。新時代新征程中必須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以應對外部環境挑戰；將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保持經濟合理增長；建設現代化高標準市場體系，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促進增長質量的有效提升；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林毅夫認為，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按照具有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物質第一性特征的、即在每個時點上給定又隨著時間動態變化的要素稟賦，以及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發展經濟，有助于推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蔡昉針對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必須補足的短板，建議通過前沿自主創新形成創造性破壞機制，顯著縮小與中高收入國家在勞動生產率上的差距；繼續推動資源重新配置，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加強社會共濟、社會保護和社會福利，加快建設中國式福利國家。

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有力支撐，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然要求構建新發展格局。謝伏瞻強調，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把握發展主動權的先手棋，是全面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把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作為重中之重，必須以強大的國內大循環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王一鳴認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先手棋，是牢牢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布局。王躍生認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刻體現了中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本質要求和時代特征，有助于進一步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高培勇認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核心要義在于統籌發展和安全。在統籌發展和安全中構建新發展格局，首先要牽“牛鼻子”，統籌好市場主體發展和安全以及財政發展和安全。

深化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

2022年，我國經濟理論界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形成了一批豐富的研究成果和新穎觀點，在深入挖掘馬克思經濟學手稿當代價值的同時，為譜寫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篇章作出了有益探索和積極貢獻。

資本是馬克思開展資本主義批判的核心范疇，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支配性力量。當資本進入無序擴張的狀態時，其消極作用將逐步取代資本增殖的積極作用，并最終占據主導地位。因此需要正確看待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合理“駕馭資本”。郭威認為，資本擴張產生于資本對勞動的絕對占有和支配，由資本自然屬性延伸出資本對利潤無限和無止境的欲望是資本擴張的根本原因。劉鳳義認為，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沒有改變的前提下，資本積累的新動向并不會消除積累與消費之間的矛盾，反而會產生新的消費困境，加重收入差距擴大、勞動剝削等問題。

資本主義經濟中根深蒂固的資本邏輯，造成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加之資本拜物教引致的物質主義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引發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混亂與動蕩。西方國家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利潤導向和私有化趨勢，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不僅暴露了其公共衛生體系缺陷，以致政府職能缺位和應對乏力，還激化了金融資本主義固有的內在矛盾，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弊端凸顯。袁輝強調，商品流通和資本主義再生產始終面臨貨幣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內在價值和交換價值，以及貨幣基礎與金融體系之間矛盾的約束，盡管貨幣當局可以規訓貨幣金融體系，并在危機時施以援手，但它無法消除危機。可見，資本增殖邏輯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本原因，資本技術邏輯和資本空間邏輯表面上延緩而實質上加劇、加深了資本主義危機。

資本邏輯作用下的世界歷史趨勢走向對外擴張掠奪的霸權主義發展道路。發達國家的跨國資本循環機制主要體現為跨國生產過程與跨國流通過程。其中，跨國生產過程以建立跨國剝削體系為前提而表現出剝削性質，跨國流通過程則以形成世界市場為前提而表現出掠奪性質。宋憲萍認為，一般利潤率下降趨勢使剩余價值生產與剩余價值實現間的矛盾日益激化，資本邏輯導向的世界經濟金融化與空間化并不能解決一般利潤率的下降，反而放大了全球價值鏈中的風險。基于資本邏輯的風險治理和防控顯然無法通過跨國公司主導的風險衍生系統的自適應來化解。葛浩陽認為，資本的掠奪擴張邏輯導致了全球經濟治理的困境。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將隨著美國新帝國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衰落、消亡、終結和反霸權力量體系在世界范圍內的群體性崛起，向著更加公平公正、利益分配更加均衡的方向變革。

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和資本邏輯相互強化，構建了數字資本擴張、平臺壟斷、數字勞動剝削以及平臺資本主義、數字帝國主義等新范疇，需要在政治經濟學視域下深化認識并加強引導和規制。賀立龍認為，數字資本“壟斷性”擴張根源于數字資本追求價值增殖的本性，平臺壟斷進一步強化了數字資本對數字勞動的剝削，實現了對海量用戶數據的自然占有與隱性剝奪，逐漸呈現出“數字統治”的趨勢性特征。張亮認為，只有遵循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生產領域與流通領域的辯證關系邏輯，才能超越傳統數字商品“生產論域”的批判邊界、突破數字資本附身“生產領域”的認知閉環，清除資本增殖邏輯在流通領域“視而不見”的理論盲點。肖鋒則強調，數字技術應成為解放勞動者的新手段而非資本邏輯下的異化新工具。也就是說，新技術只有在超越了資本主義應用的狹隘界限后才能成為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手段。

從中國經濟發展實踐和歷史經驗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豐富和發展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理論界責無旁貸的學術使命與時代擔當。洪銀興認為，中國經濟學不應停留在抽象概念分析上，而是要以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在汲取西方經濟學積極成果的同時，植根于中國大地，講好中國故事，研究中國經濟規律，成為致用的經濟學科。進入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定位表現為：對生產關系的研究定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發展階段，對經濟運行的研究定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對經濟發展的研究定位于現代化階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呂煒認為，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話語體系，一方面要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國經典經濟學理論以及國際公認的基本理論和前沿理論融通起來，建立具有科學性、實用性與系統性的中國特色經濟學體系。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形成中國特色經濟學體系應用過程中所需的理論概念與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中國經濟發展實踐及其內在邏輯規律。劉元春總結了構建中國經濟學過程中必須避免的四個理論創新陷阱。一是簡單延續傳統流派的分析框架，將中國實踐作為這些流派理論的中國案例運用；二是簡單地停留在中國實踐的政策分析上，不能在實踐中提煉出中國實踐的新規律、新典型事實和新邏輯演繹模式；三是簡單地停留在思想性的批判上，沒有切實轉化為具有實證特色的理論方法和理論體系構建；四是大多停留在局部領域的知識創新，沒有從整個經濟學分析方法、分析框架以及經濟哲學層面進行體系化創新。金碚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邏輯基底必然是富含歷史和經驗因素的中國現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既可以從中國經濟研究中透視世界經濟，也可以從中國特色研究中比較各國模式，因此具有極大的學術張力。

　聚焦經濟領域重大現實問題

進入新發展階段特別是“十四五”時期以來，我國發展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面臨許多重大現實與熱點問題，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2022年，我國經濟理論界圍繞以下問題進行了兼具全球視野與歷史觀照的學理探討。

扎實推動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必須兼顧公平與效率，不斷縮小地區、城鄉和收入差距，規范財富積累機制。蔣永穆認為，高質量發展是筑牢共同富裕實現前提的關鍵舉措、助推共同富裕實現過程的現實需要、滿足共同富裕實現要求的應有之義，要從根本上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包容等現實挑戰。郭克莎認為，在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是增強消費和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內在要求。堅持以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要在微觀層面兼顧效率和公平、協調差距與共享，并從宏觀層面進行政策調節。李實將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關鍵歸納為“提低”，即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財產水平及享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水平，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收入水平。陳宗勝強調，我國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要求分配制度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故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徑是勤勞致富。同時，與公有制主體經濟并存的各種非公有制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顯著優勢，是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戰略是關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全局性、歷史性任務。王亞華認為，鄉村振興戰略是黨對過去提出的重要農村戰略的系統總結和升華，既涵蓋以往各歷史時期黨的農村戰略思想精華，也順應國情變化賦予農村發展以健全鄉村治理體系、實現農村現代化、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等新內涵。葉興慶強調，鄉村振興應提高包容性，把鄉村振興的過程變成縮小城鄉之間、農村不同群體之間、不同地區農村之間差距的過程；推進城鄉雙向開放，讓工業化城鎮化的增長效應更公平地擴散到廣大農村，使廣大農民受益；提高農業發展的包容性，讓小農戶以更大比例分享高效農業發展的紅利；消除制度性差距，讓農民農村在再分配中以更大比例獲益；應重點發揮第三次分配在提高鄉村振興的包容性、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方面的重要作用。姜長云強調，促進鄉村產業振興要促進農業農村經濟多元化綜合化融合化發展，注意推進鄉村產業適地適度發展和因地制宜、精準施策，推動鄉村產業發展更好地帶動農民共同富裕。還有學者論證了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推進鄉村振興之間的關系，認為脫貧攻堅解決了鄉村振興的前端問題與底線短板，鄉村振興則可以為鄉村貧困問題的解決提供全方案。實現兩大戰略有效銜接的本質，是通過縮小鄉村內部分化水平，在轉型統籌與良性互饋機制下，提升鄉村居民發展能力與村莊發展稟賦的過程。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新發展階段的區域協調發展，旨在“尊重客觀規律、發揮比較優勢、完善空間治理、保障民生底線”，在突出地區優勢的基礎上促進各地區發展水平的相對平衡。孫久文建議，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在繼續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過程中穩步推進。具體來說，就是要加快縮小東西發展差距，重視南北發展差距新動向，推動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生態功能區三大空間格局形成協調發展大勢。還有學者建議圍繞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以多層次、體系化的布局，實現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與區域發展緊密互動和深度融合。范恒山認為，“十四五”期間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點任務包括：傾力支持“泥沼地區”走出困境、實現重振；增強城市群、都市圈對周邊相對欠發達地區的引領作用；高度重視省際交界地區合作聯動發展；注重大區域協同聯動與小空間因情制宜的有機結合；強化推進共同富裕的機制與政策安排；實現區域重大戰略間的有機銜接、一體協同；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對區域發展的支撐作用。

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從全局和戰略高度，提出了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根本遵循。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促進各類資源要素在全國范圍內合理高效流動。劉守英強調，現階段城鄉格局呈現出由單向城市化轉向城鄉互動的城鄉融合新形態，要打破城鄉分割的制度壁壘，促進城鄉統一大市場建設，讓各類要素和資源在城鄉間互動配置，實現高效利用。劉志彪表示，企業因市場勢力而形成的壟斷并非現階段阻礙統一大市場建設的主要因素，經濟轉型發展中的橫向地方政府治理值得關注，同時要以市場化改革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陸銘認為，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關鍵在于調整激勵機制，引導地方政府更多地追求多元化的發展目標；強化問責制，引導地方經濟走高質量發展道路，壓實地方政府和企業發展的主體責任，呼吁以更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全國范圍內的資源優化配置。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中國順應國內外發展環境變化而作出的戰略選擇。江小涓認為，制度型開放最大的特點是透明、穩定和可預期，同時讓市場對跨境資源配置發揮更大作用，有助于增強國內外市場主體在中國長期發展的信心。錢學鋒強調，國際分工已經深化到以要素分工為特征的生產一體化階段，制度型開放是與國際生產一體化相適應的開放形態。魏浩認為，中國的制度型開放經歷了初步探索和有序調整、主動對接和漸進開放、深度融入和創新引領三個階段，目前呈現出全方位開放、開放范圍向邊境內延伸、國際規則與國內規則雙向互動的特點。當然，我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必須厘清影響開放的外部環境問題、觀念認知問題和規則對接問題，將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的重點放在抓住并用好國際經貿規則調整重塑的契機，主動參與并積極引領國際貿易規則制定，推動國際經貿規則向著公平正義的方向發展。

確保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以及2022年初爆發的俄烏沖突持續加劇，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造成沖擊。李佐軍認為，全球價值鏈正朝著本土化、區域化和多元化方向發展，這既有國際分工演進規律的作用，也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更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在全球價值鏈加速重構的背景下，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不僅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還成為我國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的重要內容。余典范強調，產業鏈的自主可控不一定是全產業鏈的發展，而是遇到各種內外部突發性沖擊的關鍵時刻不“掉鏈子”。王金照總結了實現產業鏈供應鏈關鍵環節自主可控的思路，一是將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結合起來，調動各方積極性。二是將增加政府財政投入與推動體制機制改革結合起來，提高投入產出效率。三是將獨立自主和國際合作結合起來，提高內循環的效率并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保障初級產品供給

農產品、能源、礦產等初級產品是整個國民經濟最為基礎的部分，保障初級產品供給事關我國持續穩定發展和長期繁榮。楊宜勇建議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從可持續發展角度出發，實施全面節約戰略，增強國內能源生產保障和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有學者對能源需求與碳排放進行預測，認為煤炭消費中短期內穩中有降、石油消費中短期內將持續增長、天然氣消費中長期內快速增長；非化石能源方面，以綠電和綠氫為載體共同推動可再生能源成為我國能源消費總量主體。韓陽認為，要基于中國的國情、世情、農情、糧情筑牢國家糧食安全防線，使農業生產關系更適應農業生產力發展、促進耕地保護與質量建設和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率先實現糧食主產區農業農村現代化、優化主產區與產銷平衡區和主銷區布局、加大財政金融支農力度與風險監測、完善糧食流通與儲備體系、推進糧食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提高糧食國際貿易與關鍵物流通道掌控力。

加快發展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更是培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支點。劉世錦認為，我國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發展機遇期，必須抓住用好這一機遇期，平衡和處理好數據產權保護、安全與利用的關系。戚聿東等實證分析了數字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機理，建議構建消費拉動、創新驅動、制度支撐的現代化產業結構體系，加快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融合。有學者基于“內涵特征—現實表現—核心理論—方法體系”學理鏈，嘗試建構中國特色數字經濟理論體系，以準確解釋新經濟現象和新發展階段下的經濟發展實踐。還有學者從彌合“數字鴻溝”的角度，結合我國現實背景進行了探討。盛斌通過測算中國省級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強調實現地區與省際間數字經濟的包容、普惠、協調與互促發展是中國數字戰略的重要目標與內容。部分學者關注全球價值鏈的數字化轉型，特別是數字技術對全球價值鏈分工形態與分工地位的重塑。齊俊彥認為，技術創新能力與資源配置效率已成為在數字經濟發展驅動下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的重要渠道。另有不少學者聚焦數字惠普金融的經濟效應研究，包括在優化企業金融資產配置、助力中小企業發展、提升就業質量、推動區域創新、促進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乃至經濟包容性增長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推動綠色低碳循環發展

加快經濟體系綠色低碳轉型是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潘家華認為，碳達峰、碳中和是我國能源系統躍遷的動力，更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巨大機遇，要切實改變傳統發展方式，具有同質能源服務屬性的零碳可再生能源市場競爭力的不斷增加，成為碳中和革命的內生動力。能源消費側革命是承接和順應能源生產側革命的需要，滿足零碳電力替代化石能源消費終端的需求。陳詩一強調，推動科技創新實現綠色低碳關鍵前沿技術突破，優化資源配置實現經濟協調發展，構建開放共享的新發展格局都是推動中國經濟體系綠色低碳轉型的重要方面。林伯強表示，2030年碳達峰的峰值既取決于清潔能源發展，也取決于能源電力需求增長，要通過平衡清潔能源發展速度與能源需求增長速度以控制碳排放峰值。保障能源安全穩定供應是經濟綠色低碳轉型的基本原則，要堅持走符合中國國情的綠色低碳轉型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防范化解系統性風險對構建新發展格局至關重要，統籌發展與安全貫穿現代化建設始終，需要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各類宏觀經濟政策的協同。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測度、傳導途徑和溢出效應等成為金融經濟學者關注的焦點。而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下，如何保障財政可持續性、實現政府債務風險可控已成為相關領域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

2022年，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深度、廣度、維度不斷拓展，涌現出一批有分量的學術成果。展望未來，中國經濟理論界將心系家國、不負韶華，堅持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導，以回應并解決新時代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為出發點，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為推動中國經濟行穩致遠、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堅實的學理支撐和智力支持，為加快彰顯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創新與構建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而不懈努力。

（執筆：鐘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