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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故事|張京華:追求意義是我學習的老師

     文章來源:湖南社科網 作者:湖南社科 時間:2024-07-26 17:10:30 
    名家故事|張京華:追求意義是我學習的老師

    按:湘楚之地,人才薈萃,涌現出一批學風端方、學問精深的社科名家。他們如松之挺拔,如竹之堅韌,深耕學術沃土,勇攀思想高峰,為我省哲學社會科學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湖南省社科聯特設“名家故事”專欄,旨在記錄和呈現社科名家的學術軌跡與人生故事,欄目迄今已推出三輯,均引發熱烈反響,現持續推出第四輯。愿這些真實而閃耀的群星故事,能照亮后來者的道路,激勵更多社科工作者承襲風骨、賡續血脈,為湖南乃至全國的社科繁榮和社會發展注入不竭動力。

    【名家簡介】圖片

    張京華,1962年生,北京人,1983年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本科畢業。歷任北京大學副教授(破格)、洛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教授(破格)、湖南科技學院二級教授,現任湘南學院特聘教授、臺州學院特聘教授。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創辦湖南科技學院國學院,創辦湘南學院周敦頤研究院,兼任湖南省濂溪學研究會會長。

    曾獲清華大學“李學勤古史研究獎”、全國教育改革創新優秀教師獎、全國古籍圖書一等獎。主持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學術湖南”精品培育項目“湖南碑刻研究”,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新元史》,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學術項目“五帝傳說時期的歷史文化研究”,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清代經學之開山——《日知錄》整理與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日知錄》版本研究”,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團隊項目“湘南摩崖石刻采集整理綜合研究”等。

    人們常說,興趣是學習的最好的老師。我不是,追求意義是我學習的最好老師。

    從小到大,我放棄了許多興趣,現在兩鬢斑白,尤其變成了一個毫無興趣的人,但是我仍在追求意義。

    當然,從語言游戲上也可以說我有興趣,我的興趣就是追求意義,所以興趣是學習的最好的老師這句話對我仍然成立。

    人的生命應當追求意義,學術研究也應當追求意義。

    一、從伊洛到濂溪

    我從四年本科到留校被破格評為副教授,在北大整整待了20年,然后南下到了洛陽,在洛陽大學新成立的東方文化研究院工作了3年半,時間剛好完成一個國家基金項目,我也破格晉升為教授。這期間我抽空讀了不少二程子和朱子的著作,拜謁了伊川故里,同時西入關中拜謁了橫渠書院,南向武夷拜謁了紫陽書院。

    2003年,因為看到一則招聘廣告,便挈家南下零陵學院(今湖南科技學院)。

    我對零陵學院的領導說,現代零陵我完全不了解,但是古代零陵我了解得可能比你們多。司馬遷在《史記》中說,“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果然,到了零陵就看到了九嶷山、舜源峰、玉琯巖,《太史公自序》所說“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的地方。然后也看到了濂溪故里、月巖、道山、圣脈泉。然后看到了元次山的浯溪、朝陽巖、陽華巖和寒亭暖谷,看到了柳宗元的高山寺,僧懷素的文秀塔。當然,也看到了“瀟湘”和“瀟湘八景”的“瀟湘夜雨”。

    從伊洛上溯到濂溪,這是一個巧合。但是因為來到了湖南,確實使得“濂洛關閩”的地緣關系形成了一個閉環,想來心中也有一番竊喜。

    “沙洲一線平,千里到東江。”我已經望見博雅塔了,我到湖南來,是來讀書的,我是帶著2噸的集裝箱來的。學校安排了兩套舊房,可以一套住人,一套放書,安放了10個圖書館剔舊的木書架。“昨日桂花開,今逢橘子黃。蝠鼠時來顧,鴨燕宿中堂。門分左右向,窗臨小大塘。西山多起伏,西巖隱其旁。”我計劃好好細讀《阮刻十三經注疏》《宋元明清十三經注疏匯要》和《皇清經解》,而實際上哪部書都沒有讀完,因為湖南的本土資源已經映在眼前了。

    我在永州待到5年工作期滿,但是沒走。待到8年,有人說我快成永州司馬柳宗元了,但我還沒走。到了2015年,孔子研究院和湖南師大兩家來聘,自己感到快成“十三年瀟湘上寓客”的宗績辰了,但我還沒走。到了2021年,我在永州退休,最終成了“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的晉文公和“入胡十九年,牧羊北海邊”的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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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京華在瀟湘舟中留影

    那是在2014年7月,《中國教育報》記者李倫娥在永州調研中學教育,偶然經過湖南科技學院,在圖書館樓下桂花樹邊偶然和我說了幾句話,回去很快發表了一篇報道《張京華和他的國學讀書會》,此后各家媒體報道相繼不絕,無慮數十家。《光明日報》湖南記者站的站長龍軍寫了一篇《書生意氣到瀟湘——記湖南科技學院教授張京華》,居然發表在頭版頭條。本校時任黨委書記陳弘教授特加垂青,向省政府寫信推薦,湖南省教工委下發《關于在全省教育系統開展向張京華教授學習活動的通知》。2015年,我被評為湖南省十大教育新聞人物、湖南省黨和人民滿意的好老師。我知道這是湖南對我的厚愛,也是湖南人對外來客的容受。

    其實我是一個不顧家的人,我把小女從北大附中帶到洛陽再帶到永州的蘋洲中學,完全沒有考慮到小女的感受。正常看來我的確是越走越低、越走越沒出息。當我自以為找到了一張安靜書桌的時候,其實是極其冒險地耽誤了女兒的學習和成長。

    孟子說“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這句話背面的一句話其實是“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

    二、從諸子到群經

    我讀書治學的路徑,前二十年由莊子而老子而孔孟而程朱,綜合起來是一個諸子學的場景。到四十歲時,因為讀錢穆先生的《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看到他排列出來“王官學”和“百家言”的概念,忽然有一種諸子學破滅的感覺襲來,猛然意識到我所追求的先秦諸子學還不是中國學術的極致,在“諸子”前面的是“群經”,而“先秦諸子”的“先秦”也只是“晚周”,前面更有唐虞三代。原來劉向、劉歆父子所說六經出于王官之學是對的,原來章學誠、章太炎推崇《漢書·藝文志》也是對的,原來胡適提出“諸子不出于王官論”是對《漢志》的誤讀。

    2014年的深秋,銀杏樹葉泛黃的季節,我因事彎到獻縣拜訪五公山人的裔孫王樹森先生,順便拜謁毛公冢。在此前后,我開始“言必稱三代”。

    夏、商、西周合稱“三代”,“虞夏商周”合稱四代,“唐虞夏商周”也稱“唐虞三代”,實為五代。唐虞三代是中華文明的黃金時代,社會倫理的開端、王政道統的開辟、中國學術的起源,都在這一時期高調亮相。

    所以,中國文字不是稀里糊涂發源于一個漫長的、誰也說不清的時期,而是出于圣賢精英的貢獻;中國學術不是發源于巫術、神話,而是自始出于清醒的理性。我特別贊同張君勱的一段話,張君勱在《明日之中國文化》中比較了世界上七個民族的“獨立生存年齡”,認為中國文化有一個很崇高的“門楣”,結論說道:“以七族之年齡與吾族之四千三百(自《尚書·堯典》始)或三千七百(自甲骨文所證明之殷朝始)年相比,則吾族為全球第一老大哥顯然矣。自有歷史以來,綿延不絕者,除吾中華外,世間已無第二國。”

    “經學”這個概念,章太炎先生做古文訓詁,認為經書就是“線裝書”。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派學者瓦解經學,認為應該打倒經學的神圣性。蔡元培說:“我以為十四經中,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系,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錢玄同、顧頡剛等都起來應和,但其實都是誤解。

    《六經》之中,《詩經》是文學,《書經》是史學,《禮經》是倫理學,《樂經》是藝術,《春秋經》是政治學,《易經》是哲學,固然如此,但這只是就《六經》的內容而言。就內容而言,《六經》分屬不同的內容;但是就性質而言,《六經》卻具有相同的性質,也就是王官學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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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京華拜謁河間獻王遺址

    今天公共圖書館都使用《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各個分類用英文大字字母表示,B是哲學,I是文學,K是史學,但在所有字母之前還有一個A,A類中既有哲學,也有政治學、經濟學、自然辯證法,可是仍然歸為一類。可知新派學者對經學的瓦解其實還是誤解。

    2010年,有天晚上,夜不成眠,我在床頭用一張便條寫了15條提綱:

    (1)論實先名后,經學不得以名求。

    (2)論經自為一類,不得以文史哲分類。

    (3)論經皆政學合一、官師合一,故無所謂學,亦且無所謂名。

    (4)論儒家傳經,而經非儒家所專有。

    (5)論經為官學,凡官學皆為經

    (6)論經學為三代之物,后世可仿佛而不可企及。

    (7)論經皆以技進于道,而道器不離。

    (8)論官學有出天子,有出諸侯。

    (9)論經皆究天人之際,故最為高。

    (10)論晚周諸子多傳古學,古學亡佚故諸子獨顯。

    (11)論秦以當時之法為經,得經學之本旨。

    (12)論漢儒整理遺文,以遺文為經為不得已。

    (13)論漢儒為古司徒之學。

    (14)論唐五經正義為后世經學正宗。

    (15)論諸子可以升經,宋儒是也。

    后來鋪敘成文,題為《經學名義》發表出來,合并成8個標題:經之數、經之古、經之史、經之稱、經之名、經之義、經之實、經之用。轉眼十年了,對經學分析到這樣細膩的程度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三、從疑古到信古

    中國現代史學是怎么走過來的?徐旭生先生說在19世紀40年代,“疑古學派幾乎籠罩了全中國的歷史界”“在各大學中的勢力幾乎全為疑古派所把持”。顧頡剛說疑古派將“中國的歷史……打了一個‘對折’”,顧頡剛之女評價顧頡剛說“對二千年之中國傳統史學予以毀滅性的打擊”。在百年史學的前半段,疑古派想要推翻古史的勢頭是很兇的。

    所以我們一拿起《論》《孟》《老》《莊》來讀,疑古派的人就會跳出來說那是偽書。拿起《書經》《易經》《國語》《左傳》來讀,更說是偽書。先秦的古書、古事、古史、古人基本上是假的,甚至連《史記》也不可靠。這就造成了經部、史部、子部無書可讀的不良后果,實際上是“全盤西化”思潮之下的歷史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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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京華與摩崖石刻研究團隊

    我因為喜愛諸子,于是被逼無奈,只好先把古書放下,搜集顧頡剛的著述,把七卷十冊的《古史辨》逐句逐段勾勾畫畫細讀了一遍,然后才覺顧頡剛的“科學主義”的辨偽幾乎全部都是假設,劉向、劉歆父子造偽的說法并不成立。

    關于古史辨派我有4本書:

    (1)《古史辨學說評價討論集(1949-2000)》,我編的資料集。

    (2)《疑古思潮回顧與前瞻》論文集,我編的會議論文集。

    (3)《二十世紀疑古思潮》,我是第一作者。

    (4)《古史辨派與中國現代學術走向》,我寫的獨著。

    1949年,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斯(Jaspers,Karl Theodor 1883-1969)出版了一本書《歷史的起源與目標》,提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間所發生的精神過程,似乎建立了這樣一個軸心。在這時候,我們今日生活中的人開始出現。讓我們把這個時期稱之為‘軸心的時代’”。“軸心時代”為什么會在中國、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臘同時出現?作者說不出來,作者只描述了一個類似于巧合的現象,相關的陳述不足一頁。但是到了80年代中國幾乎所有學者,包括我比較敬佩的學者,全都在使用“軸心時代”的概念。

    我認為雅斯貝斯把中國歷史以及古印度文明縮短到和古希臘這個次生文明等同的地步,把公元前6世紀的孔子看做是中國歷史的開端,從而一筆否定了唐虞三代,是與疑古派恰相呼應的。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中國何來軸心時代?》,打印若干份向學者請教,承田衛平主編垂青,在《學術月刊》連載。

    同時我還有一篇《古史研究的三條途徑——以現代學者對“絕地天通”一語的闡釋為中心》,第一討論金景芳的中國古代思想探源,第二討論徐旭生、顧頡剛的信古與疑古,第三討論楊寬、袁珂的神話學闡釋,第四討論楊向奎、彭永捷的宗教學闡釋,文章發表在臺灣《漢學研究通訊》上。

    許宏先生說,伴隨著“疑古”的興起,出現了信古、疑古、考古、釋古四派。我認為自己該是后起的“信古”一派。“信古”不等于不考古、不釋古,不等于沒有懷疑精神。“信古”的“信”是文化自信的“信”。孔子說“信而好古”,劉寶楠解釋說“信者知之明,不信必不能好”。




    四、吾道南來

    東漢鄭玄學成歸鄉,馬融嘆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北宋楊時學成歸鄉,程顥嘆曰“吾道南矣”。清末王闿運刻寫在岳麓書院的楹聯,是對周敦頤理學思想的地位和影響的生動概括,他說:“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余波。”我理解:

    “濂溪一脈”,是周子“濂學”的創興。

    “吾道南來”,是二程子“洛學”的南傳。

    “大江東去”,是朱子“閩學”的開展,以及陽明心學的興起,乃至東亞各國的傳布。

    古代中國、朝鮮、越南、琉球、日本,人文成就領先于世界,號稱東亞文明五國。東亞文明五國同文同倫,尊崇道德、仁義、禮樂,典章制度完備,哲學義理飽滿,歷經宋元明清,達到鼎盛,與歐洲文藝復興以后的西洋文明形成齊觀并美的局面。

    大江東去,最終匯流成海。在湖南產生的周敦頤理學思想,經過濂、洛、關、閩的傳承,又經過中國、朝鮮、越南、琉球、日本的發展,成為東亞世界近一千年古代社會文明發展的主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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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京華主持周敦頤誕辰1000周年紀念研討會

    2017年是周敦頤誕辰1000周年,是真正的千載難逢的日子。這一年,我在道縣濂溪故里組織學術研討會,從臺灣、韓國前來參會的學者就有40多人。同年,江西九江也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除了學術研討之外,還斥巨資修建了周敦頤廣場,排練了大型歷史話劇《濂溪先生》,韓國也舉行了“濂溪學的展開與栗谷學”國際學術會議,我都前往參加。

    這期間看到一些網評,說湖南人怎么什么都搶,周敦頤是九江的,怎么成了湖南的?我知道湖南人研究、宣傳周敦頤還遠遠不夠,于是出版了《周敦頤與湖南》。也就是從2017年開始,韓國傳統書院中的儒林諸老先生們開始進入湖南,帶來了明式傳統的講學和祭祀。

    我匯集以往湖南學者對周敦頤的評價,搜集到八條文獻。周敦頤在湖南文脈中的重要地位,清代和民國間的學者公認或者屈原和周敦頤二人齊名,或者鬻熊、屈原、周敦頤、王夫之四人并列。

    (1)曾國藩將湖南文脈分作“情韻”和“義理”兩個方面,將屈原與周敦頤二人并提。他在《湖南文征序》中說道:“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間,《離騷》諸篇為后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于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為后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范圍。”

    (2)葉德輝將湖南文化上最重要的人物定為鬻熊、屈原、周敦頤、王夫之四人,他在《葉吏部答友人書》中說:“湘學肇于鬻熊,成于三閭。宋則濂溪為道學之宗,明則船山抱高蹈之節。”

    (3)戴德誠將屈原與周敦頤并列。他在《湖南宜善于守舊》中說:“三閭以孤憤沉湘,元公以伊尹為志,遂開湘學仁、俠之大宗。”

    (4)黃光燾也將屈原與周敦頤并列。他在《湖南學派論略》中說:“楚騷起辭賦之宗風,濂學導性理之先路。”

    (5)吳博夫仍然將屈原與周敦頤并列。他在《湖南民性》一書中說:“湖南文化,周之末,即有靈均出于其間,《離騷》諸篇,上追《詩雅》。及宋之世,又有茂叔,作《太極圖說》《通書》,為趙宋理學開山之祖。兩氏所作,炳炳燁燁,褎然為后世所宗。”

    (6)錢基博還是將屈原與周敦頤并列。他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一書中說:“天開人文,首出庶物,以潤色河山,弁冕史冊者,有兩巨子焉。……一為文學之鼻祖,一為理學之開山,萬流景仰,人倫楷模。”

    (7)葉德輝的日本弟子松崎鶴雄將周敦頤與王夫之并列。他在《葉德輝傳略》中說:“湖南人士言儒學最晚,遠者祖濂溪周氏,闡明性理;近則王船山一派,以議論解經,略參古訓;迨鄒漢勛、魏源、曾國藩、周壽昌出,與江南人士往來,遂變其學,然不盡宗漢法也。”

    (8)李肖聃認為在全部“湘學”中,周敦頤的重要性占第一位。他中《湘學略》一書中說:“《通書》啟圣,《太極》象天。卓爾元公,實牖宋賢。述《濂溪學略》第一。”

    在全部湘學文脈中,周敦頤與屈原二人齊名并列,這是以往學者的定評。

    五、十六字心傳

    李學勤先生曾說,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

    儒家思想在各個歷史階段中表現為各種不同的形態,亦即各有不同的思想側重。其對后世的影響,簡明概括,有三個大的階段。三個階段各自影響后世一千年上下,在思想上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第一階段:姚姒子姬,或稱虞夏商周

    儒家系統的中國文明史,始于《尚書》的《堯典》《舜典》。

    唐虞三代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黃金時代。社會倫理的開端、王政道統的開辟、中國學術的起源,都在這一時期高調亮相。

    這時“儒家”的名稱還沒有出現,但是儒家思想的真實內容已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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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京華主講2015年蘋洲書院公益講座

    《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漢書》接著說,儒家者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可知姚姒子姬是儒家共認的開創階段。

    《尚書·虞夏書》記載的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十六字心傳指出,宇宙天地間萬事萬物的存在可以劃分為兩類:人心和道心。既然認為有“道心”,就必然是承認世界上有統一的客觀的規則;既然認為有“人心”,就必然是承認人類的主觀能動性,也承認人類的作為與天道相背離的可能性,而時時加以警惕。這一界定和分疏,就是中國哲學的開端。

    《尚書·虞夏書》這一記載恰與《論語·堯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一節對應,同時又見于《荀子》所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三種文獻共同指認一個文本來源,而清華簡《保訓》所說“求中”“得中”也與此相關,所以十六字心傳是可信的。

    唐虞時代距今大約4300年,夏禹時代距今大約4100年。從堯舜到孔孟,姚姒子姬的思想影響持續了1800余年。

    在姚姒子姬的時代,我們的祖先創立了“唐虞之道”“堯舜之道”,影響著上古時期大約1800年的文明歷程,直到孔子、孟子出現。換言之,在整個上古時期,是姚姒子姬的思想光芒照耀著我們的前程。

    第二階段:孔曾思孟,或稱學庸語孟

    東周之后,人文疲敝,王室夷陵,王官失守。這時候,孔曾思孟崛起,著作《論》《孟》《學》《庸》,開創了“孔孟之道”,影響了其后中古時期差不多1500年的文明歷程。換言之,在從漢到唐的中古時期,是“孔曾思孟”的思想光芒照耀著我們的前程。

    第三階段:周程張朱,或稱濂洛關閩

    五代衰世,人倫斁敗,鮮廉寡恥,斯文掃地。兩宋時期,五星聚奎,文運大開,名儒輩出。周程張朱,凌空崛起,開創出了“理學”“道學”的新形態,影響了其后近古時期將近1000年的文明歷程。換言之,在從兩宋到清代的近古時期,是“周程張朱”的思想光芒照耀著我們的前程。

    由周敦頤開創的宋明理學是古代儒家學術思想在五千年多年文明史中的中興節點,是中古時期民族文化復興的重要樣式。

    周敦頤“上承孔孟,下啟程朱”,是中國古代文化傳承的最佳典范。

    六、創辦國學院

    2015年,在永州服務了13年之后,我有三個選擇:一是應聘孔子研究院,承蒙楊朝明院長三顧茅廬式的邀請;二是應聘湖南師大,加盟外國語學院,承蒙蔣洪新書記邀請加盟;三是繼續留在永州,創建國學院。最后我選擇了后者,寧愿待在小地方,嘗試六年國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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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京華在布克校園書店主講國學讀書會講座

    湖南科技學院國學院是于2015年12月批準籌建的兼有教學與研究性質的實體院系,是湖南省內第一所教學實體設置的國學院,也是國內地方普通高校中第一所教學實體設置的國學院。

    國學院的前身是國學研究所和國學讀書會,創辦之前就已經取得了可信可賴的教學經驗與科研成果,在國學學科發展上走入前列。國學院一方面將研習傳統經史子集四部之學,融匯文學、史學、哲學為一體,另一方面特別注重教學實踐,開設有古琴、漢服縫制、書法繪畫、石刻傳拓、古籍整理、田野考察等特色課程。

    國學院的課程設置為六層結構:

    (1)專業核心課程:經學概論,史學概論,子部概論,集部概論,國學概論

    (2)學科基礎課程:中國文學專題,中國古代史專題,中國哲學專題,中國古典文獻學概論,中國學術史概論

    (3)專業選修課程:經、史、子、集原著導讀,文獻學原著導讀

    (4)通識拓展課程:古琴入門,茶道入門,書法入門,繪畫入門,碑拓入門、漢服入門

    (5)集中實踐教學環節:田野考察與摩崖石刻,古籍整理與點校

    (6)系列講座:外聘教授的臨時性課程以及讀書法、讀書指導、治學入門等漫談

    其時本校陳弘書記撰有《集賢樓記》,刻石樓頭,指示:“無文物,不大學。無人文,不大學。無特色,不大學。無大師,不大學。無精神,不大學。”予竊私綴一言曰:無著作,不大學。于是有編纂《湖南科技學院國學叢刊》之議,先后共計出版《周敦頤與宋明理學》等10種著作。

    我自己明白,無論是在北上廣還是在湖南,都很難再找到一次創辦實體國學院的機會了,所以這六年的嘗試其實很值得。

    關于“國學”,近代以來出現過兩次熱潮,第一次在民國時期,其本質是東西方文化的碰撞,第二次在改革開放以后,其本質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學者和民間有關于“國學”的種種表述,我自己的定義是:國學是本國學術、國家學術的簡稱,是開國、立國、守國、治國、保國之學。作為國家學術,“國學”有五大定律:

    (1)承運迭興的開國定律

    (2)武取文守的立國定律

    (3)無為而治的守國定律

    (4)外儒內法的治國定律

    (5)遠交近攻的保國定律

    七、創辦周敦頤研究院

    周敦頤是“易學中興之祖”,是宋代理學的開山,也是湖湘學的開山。

    在長沙岳麓書院和汝城濂溪書院都張掛著一幅《湖湘文化脈系表》。在這幅表中,周敦頤居于第一層,他生于湖南,其學說稱為“濂學”。

    然后是第二層的程顥、程頤,兄弟二人都隨周敦頤學習《易經》,他們生于河南,其學說稱為“洛學”。

    然后是二程的弟子楊時,楊時的弟子羅從彥,羅從彥的弟子李侗,直到一代大儒朱熹。同時又有二程的弟子謝良佐,謝良佐的弟子胡安國,胡安國之子胡宏,直到另外一位大儒張栻。

    朱熹居住這福建,其學說稱為“閩學”。張栻生于四川,其學說為“蜀學”。朱熹和張栻都是周敦頤的六傳弟子。

    南宋乾道三年(1167),張栻時任岳麓書院、城南書院主教,朱熹專程自福建崇安來到湖南長沙造訪,二人相互探討,深入辨析,史稱“朱張會講”。朱張會講之后,湖南正式形成了湖湘學派。

    看《湖湘文化脈系表》可知,湖湘學派的最早源頭是周敦頤,而“朱張會講”則是周敦頤濂學的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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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京華與韓國書院儒林在周敦頤紀念館

    湖南省在2004年成立了濂溪學研究會,會長是梁紹輝先生。我于2005年在湖南科技學院成立了濂溪研究所,到2016年接任梁先生做會長,同時又獲批為湖南省濂溪學研究基地。2022年我從永州退休,做湘南學院特聘教授,承蒙鄒宏如書記支持,成立了周敦頤研究院,內設周敦頤紀念館。

    周敦頤曾“三仕郴陽”,在郴州培養出了程顥、程頤,傳授《太極圖》,用“孔顏之樂”命題教育學生,實現了“上承孔孟,下啟程朱”的偉大文化傳承。而周敦頤紀念館則是國內高校第一家周敦頤主題紀念館,是研究周敦頤學術思想的開放平臺,是宣傳和傳播以周敦頤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基地。周敦頤紀念館為全校理工文醫本科生講授特色實踐課程“理學開山周敦頤”。

    八、解讀摩崖

    學術研究最重要的是發掘開拓新的文獻領域。我從北大歷史學系出來,似乎攜帶著發掘文獻的本能,所以在湖南不一二年就開始踏勘朝陽巖。

    湖南朝陽巖位于永州舊城西南二里瀟水西岸,是唐中期由元結開創的一處摩崖石刻群。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元結任道州刺史,經水路過永州,始來游之,維舟巖下,取名“朝陽巖”,作《朝陽巖銘并序》及《朝陽巖下歌》。歷唐、宋、元、明、清、民國,名賢士大夫題詠不絕,并建“寓賢祠”于巖上,祀元結、黃庭堅、蘇軾、蘇轍、鄒浩、范純仁、范祖禹、張浚、胡銓、蔡元定十賢。遂化水石而為人文,成為著名的摩崖石刻景觀,迄今已歷1250余年之久。

    明清人嘆美說,朝陽巖“當其曉煙初生,朝暾才上,秀橫蒼立,可以遠視,可以獨游,可以靜觀”,又說“有洞名流香,石淙源自群玉山,伏流出巖腹,色如雪,聲如琴,氣如蘭蕙,冬夏不耗,可濯可湘,從石上奔入綠潭去”。

    朝陽巖在湖南科技學院校門外,步行10分鐘可到,卻幾乎無人研究,我則帶著中文系學生在朝陽巖上了半年“古代漢語專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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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京華2019年在朝陽巖講解

    從朝陽巖開始,我們摩崖石刻研究團隊走遍了湖南10處國保單位:南岳摩崖石刻、浯溪碑林、朝陽巖、陽華巖、玉琯巖、月巖、澹巖、月陂亭、侍郎坦摩崖石刻群、蘇仙嶺摩崖石刻群。我們也新發現了以往不為人知的摩崖石刻——零陵拙巖。

    研究摩崖石刻的二十年是團隊極為繁忙的二十年。

    獲得結業證書4個、出版著作共計12種、辦展2場、學術研討會2場,在《光明日報》刊出《燦爛金石,清奪湘流——湖南摩崖石刻中的中華中興頌》,在《湖南日報》刊出《永州摩崖石刻:輝映于天地間的文化瑰寶》。

    在《中國社會科學報》《湖南日報》組稿發表4個專版,在《書法報》組稿發表“瀟湘摩崖書法專刊”整本34個專版,在《書法叢刊》組稿發表“湖南永州摩崖石刻專輯”“中興頌摩崖石刻專輯”2個專輯。

    央視新聞1次、央視直播1次,北京衛視新聞1次,湖南衛視“天天向上”1次。開設籍合學院網絡課程“摩崖石刻文獻整理”1門,提交永州摩崖石刻申遺方案1項,制作融媒體視頻“讀石”10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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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京華參加2017年中韓聯合祭祀濂溪祠

    首次提出“摩崖文學”、“摩崖書法”、“摩崖石刻學”的概念。

    首次總結“瀟湘摩崖石刻的八個特征”。

    2023年,我們獲批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團隊項目“湘南摩崖石刻采集整理綜合研究”,粗糲的摩崖石刻從此走進大雅之堂。

    九、感受瀟湘

    “瀟湘雨,起嚴冬,八十日,到清明。花未發,桐未生,江水濁,山岳沉。天與地,渺難分,不見日,不見云。之何所,茫不知,生途閉,大道隱。”

    在湘二十年,徹底感受了瀟湘和瀟湘夜雨。

    人在瀟湘,便寫了幾篇考證文章。

    一篇是《馬王堆漢墓〈地形圖〉〈駐軍圖〉的再探討》,馬王堆漢墓帛書古地圖《地形圖》與《駐軍圖》,其命名與發掘簡報發表已有30余年,如今提出重審,可能均與九嶷山虞舜陵墓的祭祀有關。《地形圖》應當是指示舜陵祭祀的行程路線圖,《駐軍圖》應當是舜陵祭祀的警蹕圖。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必須追溯到夏代(距今約4100年)以前的唐堯、虞舜(距今約4300年)時期,所以開展虞舜古史與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非常重要。

    另一篇是《論〈九歌·山鬼〉祀主為九嶷山神》,據《漢書·禮樂志》及《梁書·張纘傳》兩種文獻所示,推測《山鬼篇》的祀主當為九嶷山之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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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學院主講“瀟湘國學七講”

    還有一組“中國最早的愛情故事”:《中國最早的愛情故事——永州瀟湘廟的初步考察》《中國最早的愛情故事——湘妃故事問卷分析》《中國最早的愛情故事——湘妃傳說之六大文獻系統》《中國最早的愛情故事——〈古列女傳·有虞二妃〉的文本結構》。

    相關研究在2011年出版了《湘妃考》,到2024年重新出版了《湘妃考(修訂本)》。

    瀟湘是“二水”。

    二水為“永”,永州別稱“二水”。零陵是舜帝陵的專稱,永州得名于瀟湘二水。二妃登臨蘋洲,淚灑斑竹,娥皇為湘水之神,稱為“湘君”,女英為瀟水之神,稱為“湘夫人”。瀟水從九嶷山發源,瀟湘與九嶷山,山水相連,南北相望。九嶷山就是舜帝,瀟湘就是二妃。永州零陵郡的人文地理是“一山連二水”,人文寓意是“舜帝與湘妃”。

    瀟湘是清深。

    屈原游于江湘,行吟澤畔,作《漁父辭》。三閭大夫之清白,一如瀟湘的深清,而漁父的超脫,也引出了極多的同情者。屈原作《漁父辭》、莊子作《魚父篇》,《淮南子》記載“弋釣瀟湘”“躬釣瀟湘”,衍生出樂府中的《漁父歌》《欸乃曲》《漁翁》和《漁家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漁父”是清者、智者的象征。

    瀟湘是凄艷。

    娥皇、女英作為有虞二妃,列居《列女傳》第一卷“母儀”之首,確定了虞舜、湘妃愛情故事的典范意義。《述異記》記載,“舜帝南巡,葬于蒼梧,二女娥皇、女英淚下沾竹,久悉為之斑,亦名湘妃竹”。“瀟湘”成為漢語語匯中最凄艷和最富有詩意的名詞。凡言天下之凄艷、圣潔、深情、純美,必言“瀟湘”。

    瀟湘是高古。

    《楚辭·九歌》是楚王祭奠天地云雨山川的樂歌,其中《湘君》《湘夫人》“二湘”與永州相關。“湘君,娥皇也。湘夫人,女英也。”在歷代畫家的《九歌圖》中,湘妃處于云霧水氣之中,往來于云霞浩渺的空明之處。文徵明筆下的湘君、湘夫人,冰雪綽約,色彩柔和,光影通透,“行墨設色,皆極高古”。可望不可及的云水,以及在木葉蕭蕭、四時代序中凝靜不動的表情,都會告訴人們,她們已經成為瀟湘上永恒的水神。

    瀟湘是純美。

    “瀟湘八景”是古代東方的最高審美標準。自兩宋以來,人們依據湘江流域的自然風光,繪制出八幅一組的極富詩意的山水圖畫。瀟湘二水匯合處的“瀟湘夜雨”是“瀟湘八景”中的第一景。宋迪于嘉祐八年到達永州,在澹巖留下摩崖石刻。“瀟湘八景”創始于永州。瀟湘夜雨(永州),平沙落雁(衡陽),煙寺晚鐘(衡山),山市晴嵐(湘潭),江天暮雪(長沙),遠浦帆歸(湘陰),洞庭秋月(岳陽),漁村夕照(常德);人居源于審美,幸福源于審美,精神氣質源于審美。

    十、湖湘文化與中華道統

    在永州的最后兩年,我在市博物館講“永州歷史文化資源的獨特價值”,在瀟湘意摩崖石刻拓片博物館組織和主講“永州十大歷史文化現象解讀”系列公益講座,總結永州的十個一級歷史文化資源。

    我接觸地域文化的時間比較早,1995年出版的《燕趙文化》是第一本關于“燕趙文化”的專書,這本書是遼寧教育出版社“中國地域文化叢書”之一,整套叢書共有24本,是當時最全的一套地域文化叢書。

    不是所有的地域都有地域文化,也不是所有的地域都有連續的通史,不是所有連續的地域通史都有一貫的文化精神。按照這個思路,我最注意的問題是怎么給一個地域的文化做定義。《燕趙文化》給出的定義是:燕趙區域在文化上的特征就是慷慨悲歌、好氣任俠,具有既不同于中原、關隴,又不同于齊魯、江南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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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張京華帶領學生在瀟湘廟拓碑

    來到湖南以后,我就著手給湖南的地域文化做定義。巧合的是,《史記》里稱道“慷慨悲歌”的地方有兩處,一處是燕國,另外一處正是楚國。

    到湖南的第九年,2012年,《湘楚文明史研究》出版了。這本書總共談了湖南地域文化的8個專題:羲和祝融論、樂夔論、巫覡論、虞舜論、鬻熊論、濂溪論、船山論、瀟湘論(湖南與越南),實際上應該是10個專題,因為緊接著“虞舜論”的《湘妃考》是單獨出版的,“摩崖石刻”專題也是單獨出版的。

    《湘楚文明史研究》這本書,用的是“湘楚”而不是“湖湘”,因為《鬻子》一書為子學之宗、楚學之祖;用的是“文明”而不是“文化”,因為習慣上“文化”多指現象,“文明”才表達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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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京華在江南留影

     我認為,湖南有三大學術傳統:湘學肇于鬻熊——以鬻子為中心的諸子學傳統;起辭賦之宗風——以屈原為中心的詩賦傳統;理學開山之祖——以周敦頤為中心的義理傳統。這三大學術傳統顯示出了湖南對于整個中華文明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實際上,在我們著力發掘本土地域文化的同時,也要清楚地知道任何地域文化都只是全部中華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孔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朱子云:齊俗乃霸政之余習,魯猶有先王之遺風,道則先王之道也。

    面對“湖湘文化與中華文化核心道統”這一當下命題,我期望在中華文明史的發展脈絡下,探討湖湘文明史的書寫,構建“湖湘文明史”框架,從“湖湘文明史”的角度梳理和提升湖湘文化的內涵和品質。我期望從中華文明史的整體性、統一性出發,探討湖南傳統精神、思想、學術最優秀、最卓越的精華所在,及其對于中華文明史的獨特貢獻。月印萬川,理一萬殊,只有將地域文化與中華文明緊密相連,地方文化才會顯露出自己特殊而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人的生命應當追求意義,學術研究也應當追求意義。

    主要學術成就附錄

    著作

    《瀟湘國學七講》.商務印書館,2024

    《湘妃考(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24

    《〈日知錄〉版本研究》.商務印書館,2023

    《瀟湘鐫云——石刻》.湖南美術出版社,2022

    《顧炎武與〈日知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22

    《莊子哲學——邏輯、概念及其思想體系比較研究》.商務印書館,2021

    《中國文學散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周敦頤與湖南》.岳麓書社,2020

    《晚周諸子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湘楚文明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課題

    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團隊項目"湘南摩崖石刻采集整理綜合研究",2023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日知錄》版本研究",2021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經學之開山——《日知錄》整理與研究",2014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鼎革之際的學術范式——顧炎武與《日知錄》研究",2012

    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學術項目"五帝傳說時期的歷史文化研究",2020

    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學術湖南"精品培育項目"湖南碑刻研究",2020

    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道南文獻集成》整理與研究——中古時期以湖南為中心的儒學復興",2017

    論文

    《周敦頤在廉潔文化中的獨特價值》,船山學刊,2023.2

    《由〈太極圖〉看周敦頤的哲學學說》,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3

    《周與爵、周沈珂兩種〈濂溪集〉版本考辨》,朱子學研究,2022.2

    《虞舜時期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貢獻和地位》,求索,2022.4

    《萬劫終歸韓國士,一生竊附孔門人——存亡之際的〈秋潭別集〉》,外國文學評論,2022.1

    《濂溪理學的哲學意蘊》,湖南社會科學,2018.1

    《作詩的使臣——湛若水與安南君臣的酬唱》,外國文學評論,2018.4

    《〈新元史〉的編纂與校勘》,求索,2017.5

    《宋本〈列子鬳齋口義〉考》,圖書館,2017.3

    《三"夷"相會——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為中心》,外國文學評論,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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