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湘楚之地，人才薈萃，涌現出一批學風端方、學問精深的社科名家。他們如松之挺拔，如竹之堅韌，深耕學術沃土，勇攀思想高峰，為我省哲學社會科學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湖南省社科聯特設“名家故事”專欄，旨在記錄和呈現社科名家的學術軌跡與人生故事，欄目迄今已推出三輯，均引發熱烈反響，現持續推出第四輯。愿這些真實而閃耀的群星故事，能照亮后來者的道路，激勵更多社科工作者承襲風骨、賡續血脈，為湖南乃至全國的社科繁榮和社會發展注入不竭動力。

【名家簡介】

李育民，1953生，湖南耒陽人，歷史學碩士，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規劃評審組專家、全國優秀教師、國家萬人計劃“教學名師”、省優秀社科專家、省優秀教師、省優秀研究生導師，曾兼任教育部高等學校歷史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省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省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委員等。

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和近代中外關系史等領域的研究，主持并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一般項目共6項，國家出版基金4項、省部級社科重點項目和一般項目多項；以及教育部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項目、教育部“國家級精品課程”和“國家級一流本科課程”、省級教學團隊、省級研究生精品課程、省級教改重點項目等等；出版著作20余種，合作點校《清季外交史料》；在《中國社會科學》等刊物發表文章100多篇；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1項，獲教育部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1項、二等獎1項，省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3項、二等獎2項、三等獎1項，省教學成果獎一等獎2項、二等獎2項、三等獎1項。并獲明德教師獎、省高校教學奉獻獎等等。

回顧自己約40年的學術歷程，能取得些微成績，重要的體會之一便是專心致志，心無旁騖。1984年底碩士研究生畢業留校執教，我轉向新的職業生涯，可以說踏上了學術之路。此后，我便開始真正將自己的人生與學術事業連結在一起了，而未作其他考慮和追求。從當兵、當工人，到成為一名大學教師，大約經歷了15年，這一轉變既有個人的努力，更有時代的造化和各種機緣巧合。

一、步入中國近代史領域的由來

1953年2月，我出生在耒陽縣城的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家庭，沒有家學背景，也沒有什么可以借助的資源。那個年代，國家尚未擺脫貧困，大家的日子都過得艱難。我們家兄弟姊妹七人，這么多張吃飯的嘴，生活自然更為艱辛。1960年我開始讀小學，恰逢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那些窮困窘迫的日子，至今仍留下記憶猶新的印痕。記得那年過春節，大年初一的早上，母親拿出一個搪瓷杯子，里面放著在半杯已收藏一段時間，沒有包裝的糖粒子，給我們每人分了幾顆。由于家里的收入不敷支出，我們很小的時候便要勞作，以補貼家用。家附件有一個養豬場，每天收購豬草喂養，我們于是經常去遠處扯草賣錢。后來長大點了，又轉向更重的體力活，如挖土方，打零工，作小工等等，有幾次差點從高高的架子上摔下來。

在那些艱苦的日子里，母親的言傳身教是一種無形的力量，成為家中的主心骨。母親是在舊社會的苦水里泡大的，年幼失母，跟隨父親打漁為生，四處為家，嘗盡人間艱辛。解放后，母親成為百貨商店的營業員，懷著對黨和毛主席的感激之情，在工作中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三十余年如一日。從懂事時開始，母親對己勤勞刻苦、克已苛嚴，待人樸實善良、寬容謙讓的優秀品質，便深深地感染著我們。記得母親為了增加營業額，常常是以瘦弱的身軀，肩荷一百來斤的重擔，忍受腳上雞眼帶來的鉆心般疼痛，往返二十余里去圩場擺攤。每次回來，總是衣衫被汗水濕透，臉色蒼白，但她總是毫無怨言。又記得，在生活環境那么艱難的情況下，母親看見無依無靠的流浪兒，看見被遺棄的嬰兒，總是把他們領回來，給自己本來夠沉重的擔子再加上幾多份量。有一次，母親從路邊領回來一個被遺棄的小女孩，身上那么臟，氣味那么難聞，我們都捂著鼻子，可是母親不厭其煩地給她洗澡，換上我們的衣服。一個女嬰在路旁哇哇待哺，無人理會，母親看見了，連忙抱回家，買了奶粉、白糖，將甜蜜和溫暖給予這個與自己毫不相干的小生命。后來這個小嬰兒被人領養，母親自是十分欣慰，卻不接受一文報酬。為了撐起這個家，把我們拉扯成人，母親節衣縮食，克薄自己，寧愿自己多吃苦，也不讓我們失學。正是母親的言行舉止，給我們幼小的心靈貫注了不畏艱難、刻苦頑強，以及寬以待人、與人為善的品格元素，培育了做人的基本準則，以及對社會的責任感。

到7歲那年，我開始發蒙就學，在耒陽城北小學入讀五年一貫制的試驗班。小學五年期間，自識字后，逐漸養成了喜歡讀書的習慣，由連環畫到短篇小說，后來更迷上了大部頭的長篇。回味過往，書中的情節，令人興趣盎然，不忍釋手，常常廢寢忘食。這一讀書的習慣愛好，可以說潛移默化，不僅對人生的志趣情操產生影響，還為后來所從事的學術事業搭了一座連接的橋梁。小學學業完成后，1965年順利考上本縣的第一中學。我們這一屆是老三屆的最后一屆，嚴格算起來，只扎扎實實讀了一年初中，但后來均領到了畢業文憑。

初中畢業后，1969年應征入伍，成為了一名解放軍戰士，此后成為一個歷史學者萌發于這一段經歷。文革期間，學校單位的圖書館均被毀壞，家中的藏書也被收繳，基本上無書可讀。我所在部隊駐地原是當地的一所黨校，里面有一個圖書館，所藏各種書籍放在一間房子，無人管理。里面有政治、經濟、哲學、歷史類圖書，我們設法在里面找書看，找到一些哲學和歷史類的書，如井上清的《日本現代史》第1卷（明治維新）。大約從這以后，逐漸對歷史產生了興趣，有意識地尋找這方面的書籍。遇節假日進城，我又到新華書店找尋，有一次看到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二編，非常高興，立即購買。讀了之后，有了懵懵懂懂的感覺，對歷史產生了一定的興趣。因為該書是豎版繁體字，讀的過程又訓練了識認繁體字，在一定程度適應了古籍閱讀。又因為喜歡讀書，與一位文革前的老高中生戰友經常來往，他勉勵我以后有機會爭取上大學，聽后盡管感到遙不可及，但內心還是為之一動，種下了大學夢的根苗。

▲1969年李育民參軍

當了四年兵，1973年退伍后招工到桂陽寶山銅礦，安排到汽車隊的維修車間當了一名工人。工作之余，除了繼續跑書店之外，還設法通過其他途徑找書看，尤注意將范老的通史簡編購齊，陸續又購了第1編、第3編（第1、2冊），讀大學后又繼續購買了幾冊。除了中國史之外，又購買或借閱了世界史方面的書籍，如樊亢等人編著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簡史》，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等等。這個時期，報刊還時常刊載儒法兩家的文論和評論文章，利用這一機會，我買了平時難以見到的一些書籍如《荀子簡注》，又閱讀了報刊上的不少文章，也由此增添了傳統思想文化方面的知識。

▲1976年李育民在桂陽寶山銅礦

除了中國古代史和傳統文化之外，當工人的這幾年，我也開始閱讀中國近代史，包括范文瀾所著的《中國近代史》上冊，讀后感觸頗深。與古代的輝煌不同，近代中國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悲慘的一個時代，書卷中呈現了清政府的一次次慘敗，以及由此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沉重災難和屈辱。國家地位一落千丈，中國的社會性質、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以及思想文化等等，均發生了巨大變化。感受最深的，是中國開始蒙受外國的欺凌，心中極為憤慨，希望努力使自己國家強大，這大概是所有作為中國人的同感。

工作和自學之余，由那位老兵戰友勉勵而勾起的大學夢不時地涌上心頭。在當工人的第三個年頭，開始了一年一度的推薦工農兵大學生，所在單位的一位領導是礦黨委委員，他興沖沖地對我說，我們推薦你上大學。我聽了非常高興，但等到推薦工作結束，也未見有下文。一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幾年前的大學夢才有了實現的可能，獲悉這一消息后，我請了十二天的探親假回家復習。高考結束后沒有把握，原打算第二年繼續參考，未料在1978年春節后收到了湖南師范學院政史系歷史專業的錄取通知書。

通知書意味著人生的一大轉折，從此我的職業生涯由工人轉向了學人之路。我們這一屆學生長期處于知識貧乏的狀態，進了大學，猶如進入知識海洋，大家都非常珍惜，如饑似渴般地吸吮著這里的養分，沒有什么節假日的概念。正是在這一氛圍中，我也努力地充實自己，除了完整系統的中外歷史之外，還學習了哲學相關的政治理論，以及師范類專業的必修課程，為新的學術生涯打下了基礎。歷史專業的課程設置重視馬列主義理論，開設了經典著作選讀的課程，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等。這些課程的學習，更從專業的角度對哲學課所學的基本原理，即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有了進一步的理解，為以后的學術研究打下了理論基礎。

歷史學科猶如一部百科全書，就歷史本身而言，涵蓋中外古今廣袤無垠的時間和空間，涉獵時往往陷入流連忘返的境地。我決定考研繼續深造，將歷史學作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業，在對具體學科專業作出取舍時，林增平先生對我產生了直接影響。先生學術造詣深厚，撰寫了建國后第一部中國近代史，可以說是新中國這一學科的開創者之一。先生給我們作了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問題的系列講座，對其孕育、產生、形成，以及不同階層的地位、作用等，作了精當全面的分析，提出了不同于傳統看法的見解，令我們耳目一新。印象最深的，是先生通過與西方比較，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特點和中國資產階級前身來源所作的剖析。先生的講授，不僅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了深入的認識，而且使我感受到中國近代史的豐富內涵，領悟了學術領域的深奧精微。以前也有主攻世界近代史的想法，但在先生的影響下，感到更應關注中國自己的歷史，于是決定報考先生的碩士研究生，專攻中國近代史。

大學的最后一個學期，我參加了碩士研究生的入學考試，并如愿以償，成為先生第三屆學生中的的一員。這是人生路程中又一個重要階梯，自1982年春季入學后，我便在先生和另一位導師王永康先生的指導下，開始真正步入了中國近代史的學術領域。

▲林增平與王永康兩位導師

二、從湖湘人物的研究到關注中國傳統文化

碩士生的學習方法和目標，與本科生不同，主要通過研討性學習培養自己的獨立研究能力。從碩士生階段開始，可以說真正進入了學術研究領域，在課程學習中，我摸索著自己選擇研究課題，從湖湘人物到政治史，再一步步走向了條約研究。對湖湘人物的研究，將我引向對傳統文化的關注，隨后又融入到條約和中外關系的研究之中。

攻讀碩士第一個學期，王永康老師給我們上課，講到曾國藩率領湘軍鎮壓了太平天國，感到有些疑惑和奇怪。因為曾國藩是一個文人、一個文臣，居然能夠領軍打仗，于是產生了研究他的治軍思想的想法，并完成了一篇習作。研究中發現，曾國藩治軍思想的精髓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如“禮”“誠”理念、中庸之道、儒家倫理哲學等等，時人也認為他的成功本于學問。此前也接觸了傳統文化，而現通過治軍思想的探討，對這一領域更有了一些具體的認識和了解，進一步感受到它的博大精深，由此產生了研究曾國藩傳統文化思想的想法。但由于后來研究方向未在這一領域，該想法直至過了20年后才付諸實施，2006年完成并出版了《曾國藩傳統文化思想研究》一書。曾國藩研究是我從事學術事業的第一個選項，除學術思考的引導之外，還有一個特殊因素，我的岳母是曾氏第五代后裔，這在某種程度上推促了這一領域的研究。

如果說，對曾國藩的關注引起了對傳統文化本身的研究興趣，那么，后來隨著中外條約研究的深入，我又進而將它與中外關系結合起來，納入這一范疇作了相應的探討。我覺得，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一份寶貴的歷史遺產，作為歷史研究工作者，應該大力闡揚和挖掘它的重要價值。正是出于這一想法，將傳統文化與自己的研究方向中外關系聯系起來，便成了經常考慮的一個問題。

在中外關系中，傳統文化有消極的一面。在探討中外不平等條約形成的原因時，我發現某些傳統觀念所起的負作用，例如所謂“羈縻勿絕”的觀念成了清政府議撫求和的直接理由，并融入到條約關系之中；“懷柔遠人”和“一視同仁”觀念，將與他國交往視為單向賜予，便利了列強向中國進行勒索，且得以均沾他國所攫取的各種特權；“因俗而治”和“不治治之”的觀念和方針，對清政府讓棄主權產生了深刻影響，且在涉及朝貢關系的交涉中也處于被動；“要盟無質”或“要盟不信”觀念，一方面自然而然地轉為對列強本能的抵拒，并留下了具有某種價值的思想資源，但另一方面又加劇了中外沖突和矛盾，導致條約關系發生新的變化。

同時，傳統文化又有著積極因素。例如它所具有的王道精神，這是中華民族博大為懷，將天下視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倫理觀念。這種精神和觀念對于當今世界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價值，作為歷史學工作者，應該努力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服務于中國社會和國際社會。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方面的論述，對我啟發很大，繼2013年提出以傳統文化中的“親、誠、惠、容”作為周邊外交理念之后，2015年他又闡述了“共同價值”的觀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目標遠未完成，我們仍須努力。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段話全面界定了共同價值的范疇，揭示它對當今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作用，并將其提升到“打造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后來我在《近代中外條約研究的話語體系構建》（載《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一文中，運用這一新的理論，論述了挖掘傳統精華與闡揚共同價值的關系。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貫注著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他以《禮記·禮運》中的“天下為公”為點睛之筆，揭橥了共同價值的中心所在，雖然是著眼于當代人類社會和國家關系，但給我們分析近代中外條約關系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路。在文章中，我闡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內涵，如注重情感，誠信為本，互利互惠，和諧包容等等，無疑是人類世界的共同價值，或是在國際關系中值得推崇的價值觀念。由此提出，闡發人類世界的共同價值，挖掘傳統觀念中的積極因素，是建立中外條約關系研究體系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則。

在其他有關文章和著作中，我也與傳統文化聯系起來，闡發其在治國邦交中的積極意義。顯然，傳統文化雖然不是自己的主體方向，但卻對這一主體方向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由此，更深切地感到傳統文化的價值，不僅對當今建設和諧的國際社會，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提供了歷史借鑒，而且有助于構建近代中外條約研究的話語體系。

三、從政治史研究到開啟中外條約研究領域

對傳統文化的探討深化了中外條約和中外關系的認識，不過，我關注中外條約問題不是起因于此，而是源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政治史研究始于碩士研究生階段，不過，嚴格地說，從撰寫本科畢業論文開始，我便在林先生的直接指導下步入這一研究領域。非常幸運，大學最后一個學期，教研室安排林先生做我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這是我第一次寫史學論文，不知道如何下手，先生告訴我如何選題、查閱文獻資料，以及如何撰寫等等。在具體寫作過程中，我對于如何組織材料、哪些該寫、哪些可不寫，仍感心中無底，于是寫了兩篇不同模式的論文請先生指導。先生認真閱讀后，肯定了其中的一種模式，告訴我，一篇論文要切中主題，與主題無關者可以不寫或少寫。先生的指教使我初步摸到了寫作史學論文的路徑，且終生受益。畢業后我又順利地考上了先生的研究生，從此便一直在先生門下治學中國近現代史。

▲林先生指導我們學習

在研究生階段，先生耳提面命，言傳身教，使我們對學術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也對先生的人師風范有了相當的了解。關于治學，先生是新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前驅者”之一，他根據親身經歷和體會，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因為他自己自己的成就就“得力于此”；關于治學的目的，要有責任感和使命感，要同探尋歷史發展規律，堅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心的重大使命結合起來，要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作出貢獻。在人格修養上，先生對己自強不息，刻苦自勵；對人不爭名利，待人以誠，謙讓包容、以德報怨，保持了一個教書先生的初心。學如其人，先生的治學態度和人格精神渾然一體，構致了道德文章的崇高境界，在學術界是有口皆碑，我們治學作人，也努力以先生為榜樣。

那時林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辛亥革命，屬于政治史，我們的碩士論文也都在這一領域選題。但我的興趣不在武裝斗爭本身，其時民初政治研究還有較大的空間，我確定以該時期的進步黨作為選題。進步黨是舊立憲派人組建的政黨，學術界已作了一定的探討，但均認為它是袁世凱的御用黨。為了弄清該黨的性質，我赴北京查閱各種文獻資料，待了兩個多月。當時國家圖書館的條件很差，我要查閱的報刊只能閱讀膠卷，藏于西四報刊庫，而只有一臺閱讀器可以使用。為了能夠使用這臺閱讀器，我特地住到附近的浴室旅店，每天凌晨五點多鐘便去排隊，以確保排在第一名，其他來查資料的人往往知難而退。多少年后，我們這里有學生去西四報刊庫查閱資料，還聽到工作人員說起當年湖南小伙排隊的事。

▲李育民查閱資料

通過掌握大量一手資料，并運用列寧關于階級劃分“總是決定著政治派別的劃分”的分析理論，我對進步黨作了新的探討，否定了學術界占主導地位的傳統觀點。文章剖析了進步黨的政治路線和聯袁策略及其實踐，以及最后與袁世凱決裂的過程，認為，該黨并非袁世凱的御用黨，而是實行溫和路線的資產階級政黨，它的失敗也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的重要內容之一。這一觀點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分析依據，又以大量原始史料為實證，得到了林先生和學術界的肯定，碩士畢業第二年便在先生的關心下發表在《近代史研究》，產生了廣泛的反響。可以說，以碩士論文《進步黨述論》為起點，1985年1月畢業留校后，我開始以清末民初的政治作為研究方向。后來耿云志先生主持“西方民主與近代中國”項目，約我寫一部分民初方面的內容，所以我又著重作了這方面的探討，涉及該時期民初的政黨、政體、憲政實驗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關于孫中山的研究，因為在這個成果汗牛充棟，很難突破的領域，我獲得了意外的新發現。1986年是孫中山誕辰120周年，學術界要舉行隆重的國際學術討論會，面向全國征文。我對政治體制問題有較大興趣，打算寫一篇有關孫中山政體思想方面的文章，但具體題目頗費思考。通讀孫中山全集后，發現權能區分在孫中山思想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學術界較為關注五權憲法之類，對此僅稍有提及，于是確定了這一選題。文章在探討其產生背景、思想源流、結構內容探討的基礎上，對權能區分理論作了新的評析，認為，這一獨特理論是孫中山民權主義發展歷程上的最后一塊里程碑。中心思想是調和人民與資產階級統治之間的矛盾，且以此為原則，設計一個在人民基礎之上的強有力的資產階級政權形式，可以說是資產階級政體理論的一個發展。這一研究，不僅深化了對孫中山民權主義思想的認識，而且對當今的民主建設也提供了歷史借鑒，文章經評審被選中并邀請參會，發表后也產生了較好的反應。其后，隨著轉向對外關系的研究，政治史又與這一領域結合起來，有關孫中山的選題也多朝這一方向轉移。

▲李育民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言

碩士畢業后留校任教，便打算以政治史作為研究方向，開設了政治學和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史兩門選修課，而后者則直接引出了中外條約這一新的研究領域。在準備這門課的時候，看到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有一章談條約制度的形成，從中受到啟發，于是將條約作為中國近代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其后又有兩件事，促使我著手進行該領域的學術研究。一是有幸參加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召開慶祝建所40年的學術研討會。當時林先生將他收到的邀請函貼在了研究室，希望大家撰文參加，看到會議主題是“近代中國與世界”，我覺得條約制度與之相符，于是就寫了《近代中國的條約制度論略》一文。我將文章請林先生看了，他充分肯定了這一研究，并予以指導。文章寄給近代史所后被選上，并獲邀請，于是與林先生一起赴京參會。條約研究方向的選擇，除了林先生的肯定和指導之外，還得到了近代史所張海鵬先生的支持。張先生當時是副所長，負責籌備會議，參會時聽他說，我的文章是他看中的，給我發了邀請函。會上，文章得到前輩學者的認可，發表后也產生了較好反響。這些都極大地鼓舞了自己的信心，對條約研究有了更多的、更深入的思考。

二是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第二年，恰巧國家社會基金項目指南里面，有一個選題是“不平等條約的研究”，于是我以“近代中國的條約制度”為題，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很幸運獲得通過。課題于1994年完成，1995年出版與項目同名的《近代中國的條約制度》一書。該著是一個新的起點，這是我做中外條約研究的第一部專著，也是從事這一方向領域研究的第一個標志性成果。作為新中國建立以來國內第一部系統研究條約特權制度的著作，該書從國際法和制度的角度，將其與中國半殖民地社會形態緊密聯系起來，對近代中外不平等條約作了新的研究，認為條約制度是近代中國政治、社會制度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

該書的出版，標志著我正式轉向了中外條約的研究，將這一領域作為主要方向。就條約研究而言，這僅僅是一個初步的開端，尚未形成為一個完整的、具有獨立地位的研究領域，還須作出更大的努力。該書又簡要剖析和闡述了條約制度與國際法的關系，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以及被廢棄的歷史過程，這些正是我隨后繼續探討的問題。

四、構建中外條約研究的完整體系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中外條約的認識存在極大的局限，往往將它與不平等條約等同起來。說實在的，《近代中國的條約制度》課題和專著的產生，也是出于這一認識，研究的中心主題正是不平等條約。通過條約制度的研究，我對中外條約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僅注重從法理上進行探討，而且感到這是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問題之一，是一個重而且大的研究領域。新的認識將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向更廣更深的領域，此后，我開始考慮構建中外條約研究的完整體系。

課題結項之后，我首先把研究重心放在廢約問題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但卻長期被學術界所忽略的論題。1996年，我以“中國廢約史”為題申報了教育部的社科項目，但未獲通過。1997年，國家社科基金申報指南有“近代中國反對、廢除不平等條約斗爭史研究”的選題，看到后毫不猶豫以此為題再次申報，并獲得通過。由于涉及范圍廣，問題多，資料雜，難度大，最終成果于200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時，篇幅大大超過預期。

該著共22章，77萬字，作為《近代中國的條約制度》的繼續，論述了自清政府至新中國各個時期反對不平等條約的斗爭。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該著在內容論述、理論探討、以及史料收集等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更加全面完整、系統深入地揭示了中國反對、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斗爭。就廢約斗爭的主體來看，作了全面的論述，認為，包括清政府和北京政府在內，歷屆中國政府都作了努力。廢約主體還包括各種進步勢力和社會力量，其中中國共產黨（包括新中國）反對不平等條約的斗爭及所作貢獻，長期為學界所忽略，我對此作了系統深入的考察，填補了這一研究空缺。此外，該書更深入地探討了廢約本身和廢約研究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對廢約中其他問題作了較為詳盡的解析和客觀的評價，彌補了此前研究中的薄弱之處，從而更清楚地揭示了廢約斗爭的發展歷程及其規律。

▲2010-2011年出版的《中外條約與近代中國研究叢書》

該著在此領域取得重要進展，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反響和學術影響。令人感動的是，中國史學會會長李文海先生患病剛剛出院，便閱讀了80余萬字的書稿，欣然為之作序，作了充分肯定。他認為：較之既有研究，該著“建立了一個更為完整的體系，全面系統而又詳實細致地論述了中國反對、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斗爭歷程”；作者“關于不平等條約的研究，從《近代中國的條約制度》到《中國廢約史》，就是在盡著一個歷史學家提醒社會不要忘記歷史的學術責任”，全書“很好地發揮了‘述往事，思來者’‘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的作用”。

▲2005年出版的《中國廢約史》

《中國廢約史》完成后，我又轉向中外條約關系的研究，先以“近代中外條約關系研究”為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未獲通過。隨后在一次學術會議上遇到李文海先生，我就這一課題向他請教，他認為條約研究還可繼續深入進行，條約關系的選題很有必要。鑒于探討整個近代的條約關系顯得過大，有必要縮小范圍，于是2007年以“晚清中外條約關系研究”為題再次申報，獲得順利通過。

▲2018年出版的《晚晴中外條約關系研究》

將條約關系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或范疇，是一個新的提法，盡管此前以中英條約關系作為選題指導博士，但現在涉及的問題更多，難度更大。課題立項之后，歷時七年，直到2014年初才完成結項。其后又不斷修改，2017年申報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獲得通過，翌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自課題2007年立項開展研究，至2018年正式出版，前后歷經十一個年頭。

與以往的條約研究不同，該著沒有局限在不平等條約的范圍，而是從法津關系這一新的視角，對包括平等條約在內的中外條約作了全面探討。同時，又從五個方面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以及對條約研究的指導意義。在此基礎上，縱向探討了條約關系醞釀產生、形成發展和鞏固強化的過程，又從橫向探討它的形式和實質，清政府的態度、應對及其變化，民眾“排外”運動與近代化趨向，六個主要列強國家“豪奪”與“巧取”所呈現的本質屬性等等。最后剖析了不平等條約關系開始動搖，并最終走向崩潰的歷史必然。

該著彌補了既有研究的局限和缺失，從新的角度拓展和深化了中外關系研究，獲得學術界的廣泛好評。中國史學會前會長張海鵬先生認為，該著“拓展、深化了在此領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作了深入的理論探討，對相關概念作了科學的闡釋”等等。復旦大學歷史系前主任吳景平先生認為，“具有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兼具開拓創新和實證研究傳統”等等。

在所作系列研究的基礎上，我打算組織編寫一部完整的通史，就在該課題完成結項的2014年，申報了重大項目“近代中外條約關系通史”，獲得立項。2020年底，課題組按預定計劃全部完成，提交鑒定，翌年初正式結項。同時，早已約定出版該通史的中華書局，申請國家出版基金也獲通過，經再作修改后，全書于2022年出版。

作為第一部條約通史，《近代中外條約關系通史》以1689—1949年間的中外條約關系為研究對象，對研究理論、發展演變、歷史影響等作了系統研究。全書共7卷，第1卷為總論卷，第2-7卷分階段闡述近代中外條約關系的發展演變及其影響。第1卷《近代中外條約關系概論》系總論卷，由我執筆，第2—7卷依序由曹英、李傳斌、尹新華、李斌、劉利民、侯中軍承擔完成。

▲2022年出版的《近代中外條約關系通史》

該通史的正式出版，可以說是中外條約研究取向和趨勢的勢在必然和水到渠成，標志著近代中外條約研究形成了完整的體系，研究過程中和正式出版后有著良好的學術反響。對我來說，通史的出版完成了最為重要的學術愿望，加上此前出版的著作，以及由我主編的《中外條約與近代中國研究叢書》，可以說初步構建了條約研究的體系。

五、將學術精神融入到教學之中

作為一名大學教師，教書育人是責無旁貸的職業使命。我在執教過程中，對本科、碩士、博士各個層次的學生，在加強思想品德教育的同時，尤注重將學術精神貫注其中，培養學生的專業能力。

我在研究生學習三年，系統地接受了專業訓練。林先生授課，不是簡單地講述史事過程，而是從問題入手，介紹各種觀點，逐一分析，并提出問題討論，鼓勵我們思考新的問題，闡發自己的見解。討論之后，先生總是耐心地解析，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不足，更深入地認識這些問題。畢業后留校任教，不論是本課教學還是指導研究生，我都力圖按照先生的方法，將學術精神融入教學之中，從加強學生的問題意識著手，培養他們的專業創新能力。在本科生教學中，通過課堂教學和課外輔導，指導畢業論文、學年論文、科研實習，以及指導學生的“大學生創新項目”和學生社團等等，不僅培養了學生的政治思想素質，還激發了他們專業學習的熱情，提高了學習和研究能力。畢業后，不少學生通過各種方式，向我表達他們的體會和謝意。

1997年之后，我先后擔任歷史系主任和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對于我來說，這只是一個學術職務，意味著更大的學術責任。歷史文化學院成立時，作為第一任院長，我向全院提出“崇尚學術，篤實求真，自強不息，寬厚兼容”，正是為了倡導以學術為內涵的科學態度和人格精神。我始終將大學視為一個學場，而不是官場，在學院的第一次大會上，要求大家不要稱我為院長，年輕教師可以稱老師，年長者和同輩人可以直呼其名。為了培植學院師生的學術精神，尤其是激勵他們的專業意識，我在院務會上提出，在學院掛上湖南近代以來歷史學家畫像，得到贊同，并付諸實施。

自擔任系主任后，隨著學校強化教學管理，強調教學改革，我也開始在系院范圍內全面推進，并注重將學術融入其中。在新世紀來臨之際，我于1999年底組織全系老師舉行了教改經驗交流會，總結教改的經驗和特點，校報以“歷史系教學改革成效斐然”為題作了報道。隨后又伴隨著國家教學改革的推進，陸續獲得各種國家級和省級項目，如主持教育部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項目、“國家級精品課程”、國家級一流本科課程，省級項目“歷史學專業課程思政建設的綜合研究——以中國近代史課程群為例”。同時，圍繞學生研究性和創新性學習能力的培養，以及教學改革中的其他種種具體問題，我們又申報了相關的省級重點、一般教改課題，均得以獲準立項。

▲李育民作學術講座

在這一過程中，又作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探討，撰寫了《關于歷史學專業課程體系改革的思考》《歷史學基地人才培養的探索與實踐》《歷史專業研究性學習能力培養初探》《歷史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建設的理論思考》，主編《大學生專業學習指南》等等。這些探討的目的，旨在加強思想品德教育的同時，在教學中貫注學術精神，提高學生的專業能力。為此不僅進行教改實踐中，而且還作了一定的理論探討，獲得新的認識。如研究性學習，從培養目標、專業現狀、時代需要、教改要求、心理特點等角度探討其必要性；從內涵要素、課程體系、教學框架、搭建平臺、培養能力等等方面探討其基本目標和主要內容；同時又將其視為一個系統工程，從課程體系、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各個環節制訂具體實施方案。在實踐中，以“創新實驗區”項目為中心，將其他各個項目聚合為一體，大力推行本科生各個方面的教學改革。2014年，為總結創新實驗區教學改革的實踐，又與學院一道組織全院老師召開教改經驗交流會，對這一改革作了總結，其后又主持編輯了《歷史學人才培養模式的探討與實踐——歷史學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教學改革論文匯編》，正式出版。

▲李育民課堂教學

除了本科生教學，在研究生教學中更加注意專業能力，尤其是研究能力的培養。從學歷層次而言，較之本科生，研究生更應具備獨立研究能力，這是在培養過程中需要重視的。自1995年開始招收碩士生之后，我逐漸意識到這一問題，形成了培養和指導研究生的基本思路。在教學中，注意啟發和培養學生的各種能力，諸如思維能力、表達能力、問題意識、邏輯能力等等。“近代中國的條約制度”，是我開設的專業方向課，該課程獲準列為省級研究生精品課程，主要采取討論課的方式，旨在訓練培養和提高學生的學術品質和專業能力。

▲李育民與研究生在林先生銅像前合影

除了在教學中注意啟發學生的思維之外，在指導畢業論文撰寫過程中，重視在各個環節中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例如，我覺得，研究生應具備選擇研究論題的能力，一般要求他們自己在研究方向的范圍內自己獨立思考選題，然后再與他們進行討論，予以指導。正是由于這一要求，研究生必須閱讀大量論文，查閱各種文獻資料，在充分積累和思考的基礎上完成這一環節。而通過這一過程，不僅確定了具有可行性的論文選題，更重要的是，研究生本人的專業知識素養和能力得到了提升。

由于在加強思想品德教育的同時，注重能力培養，研究生的專業素質獲得顯著提高，其中十余人獲得省級優秀博士論文和優秀碩士論文、十余人次獲國家獎學金，此外還獲得其他各種獎項和榮譽。

正是通過教學培養了一批研究生，并注重能力素質的訓練，從而為本方向研究團隊的形成奠立了基礎。2004年，參加省里一個出版項目的評審時，我認識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總編室許久文主任，聊天時，談了“中外條約與近代中國研究叢書”的設想，他非常贊成，當時就接受了這個計劃。湖南人民出版社對這個項目非常重視，申報了國家“十一五”出版規劃，又報了湖南省的文化工程項目。他們又把選題拿到北京鑒審，專家們對我們這個選題非常看好。隨后在200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申報了國家出版基金，獲得批準。到2010、2011年兩年，叢書出版，一共十二冊。

這一套叢書是我們條約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標志性成果，反映這一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除了研究內容有新的發展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重視開展團隊研究，并與人才培養結合進來。因為通過這一套書，我們將條約研究的團隊力量聚集起來了，成員包括校內外。除了在職人員，還將博士生的論文吸收進來，校內有李傳斌、劉利民、尹新華、曹英，校外有李斌、胡門祥、王瑛等。因此，這套叢書的價值不僅僅在于條約研究本身取得新進展，而且還凝聚形成了該領域的一個研究團隊，每個成員在這一領域中又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現在我們這個團隊已經成長起來，并充實了新的成員，大家承擔獲得了國家和省部級的社科基金，以及其他項目，也取得了相應的成果。隨后我們這個團隊又完成了其他重要項目，如《清季外交史料》（共10冊）的點校、《復興文庫》第一編第3卷（共7冊）的編輯、《外國人親歷的辛亥革命叢書》（6冊）的翻譯，以及《近代中外條約關系通史》（7卷）的撰寫。2019年，我們又以“中外關系史研究生教學團隊”申報“湖南省研究生優秀教學團隊”，獲得通過。團隊又在不斷擴大，相信通過團隊的力量，在這一方向領域將取得更大成績。

名家故事

崇尚學術，篤實求真，

自強不息，寬厚兼容。

主要學術成就附錄

著作

《近代中外條約關系通史》(7卷).中華書局,2022

《晚清中外條約關系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

《中國廢約史》.中華書局,2005

《近代中國的條約制度》.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曾國藩傳統文化思想研究》.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中外條約與近代中國研究叢書》(12冊).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011

課題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近代中外條約關系通史(多卷本)》,2014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晚清條約關系觀念的形成及演變研究》,2014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 《晚清中外條約關系研究》,2007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近代反對廢除不平等條約斗爭史研究》,1997

論文

《近代中外條約研究的話語體系構建》.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晚清時期條約關系觀念的演變》.歷史研究,2013年第5期

《中外條約關系與晚清法律的變化》.歷史研究,2015年第2期

《晚清中外條約關系與朝貢關系的主要區別》.歷史研究,2018年第5期

《晚清對外關系中利益觀念的演變》.歷史研究,2021年第4期

《進步黨述論》.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論清政府的信守條約方針及其變化》.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中國共產黨反對不平等條約的歷史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5期

《甲午戰爭暨<馬關條約>與中外條約關系的變化》.抗日戰爭研究,2015年第2期

《論孫中山的"權能區分"》.學術月刊,1987年第11期

《血寫的條約與近代中國》.光明日報,2011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