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湘楚之地，人才薈萃，涌現出一批學風端方、學問精深的社科名家。他們如松之挺拔，如竹之堅韌，深耕學術沃土，勇攀思想高峰，為我省哲學社會科學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湖南省社科聯特設“名家故事”專欄，旨在記錄和呈現社科名家的學術軌跡與人生故事，欄目迄今已推出三輯，均引發熱烈反響，現持續推出第四輯。愿這些真實而閃耀的群星故事，能照亮后來者的道路，激勵更多社科工作者承襲風骨、賡續血脈，為湖南乃至全國的社科繁榮和社會發展注入不竭動力。

【名家簡介】

朱漢民（1954-），湖南邵陽人，中共黨員，歷史學、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現為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國學院院長，岳麓學者杰出教授。湖南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湖南大學學報》（社科版）編委會主任。兼任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等。從1982年元月開始在岳麓書院工作至今，擔任岳麓書院院長二十多年，參與和主持岳麓書院文物古跡修復全過程，創建中國書院博物館，牽頭申報歷史學、哲學兩個學科門類博士、碩士、學士三級學科學位授予權和博士后流動站，推動岳麓書院的現代復興。目前承擔國家重大學術文化工程項目《（新編）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卷主編，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學源流》首席專家。曾任國家重大學術文化工程項目《國家清史·湘軍》（10卷）主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湖湘文化通書》首席專家。獲評全國文化遺產保護先進個人、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新中國成立70周年百名湖湘人物、首屆湖南省優秀社會科學專家、徐特立教育獎等。已經出版著作二十多種，發表論文三百多篇，主編大型學術叢書、文庫、全集多種。著作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目錄（3種），獲全國古籍整理圖書一等獎、全國優秀教材二等獎、全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4項）、湖南省社科優秀成果獎一等獎（3項）與二等獎（5項）。“致敬國學——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等系列學術文化活動發起人。

每一個學者均有自己的學問路徑，而我的學問道路并不始于對天下大事、宇宙人生的思考，而是切近于我在岳麓書院所能夠接近之事的思考，似乎就是所謂“近思之學”。《論語·子張》有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之說，何晏解釋說：“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中國古代學者就近思考自己所能接近之事的學術是“近思之學”，朱熹還編有中國思想史名著《近思錄》。

我在岳麓書院工作期間形成的學術領域是書院學、湖湘文化、宋明理學，進而涉及思想史、哲學史、經學史、文化史、教育史等學科，其實進一步細究，這些學術領域都是切近于我在岳麓書院期間所接近之事（或“史”）的思考，我統統將它們稱之為廣義的“近思之學”。當然，我能夠獲得“近思”的機會，是因為我能夠長期在這個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岳麓書院工作機緣有關。為了說明這一點，我還是從我與岳麓書院的這一段特殊的人生機緣講起。

尋夢和圓夢的雙重追求

我是1954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陽市，我在那個城市經歷了童蒙、基礎教育、工廠工作的幾個階段。我的青少年歲月大部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度過，那時我渴望繼續讀書而沒有機會，一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后，我才能夠進入湖南大學政治師資班學習。這是一個為本校或相關院校培養政治課老師的師資班，但我后來卻沒有成為湖南大學的政治課老師，因我讀書期間偏愛中國哲學、中國傳統文化，畢業論文也是寫戰國諸子之學，恰好畢業前湖南大學收到湖南省委批示開始修復岳麓書院，需要一些相關的專業研究人員，于是我獲得機會到岳麓書院工作。1982年元月我拿著工作派遣單去岳麓書院報到，被安排在研究室工作，主要任務是配合岳麓書院古建修復、文物布展而開展相關的文史研究工作。從那一年起我開始為岳麓書院工作，后來一直延續下來直到今天，時間一晃竟然有42個年頭了。回頭思考自己的學問道路與研究方向，竟然都與岳麓書院息息相關。

創建于北宋開寶九年的岳麓書院在中國教育史、學術史、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傳統學術和人文精神的典型代表，在文化傳承、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等方面創造了輝煌的成就。自二十世紀初，岳麓書院先后改制為湖南高等學堂、湖南大學。“文化大革命”之后，岳麓書院完全成為破敗的古書院舊址。記得1978年2月我剛剛進入湖南大學學習時，我與其他同班新生在學校老師的引領下參觀湖南大學校園，我得以第一次看到岳麓書院舊址。依稀記得當時的院落十分破舊、雜亂，完全成為教職工的宿舍，還搭建有一些臨時廚房、雜屋。但是那一天我內心十分興奮，我就讀的湖南大學前身竟然是延續一千多年的古代書院，朱熹等許多著名學者、教育家在此講學。那時我當然不會想到，未來的我將為他一輩子工作，致力于這一所古老學府的現代復興。

后來許多人都說我很幸運，能夠在一個自然、人文環境這么優美、文化底蘊這么深厚的地方工作，認為我實現了一個讀書人的夢想。但是如果回到我剛到岳麓書院工作時的境況，以及我在岳麓書院艱難創業的過程，就不會以僅僅“幸運”來理解這個特別的機緣。我最初報到岳麓書院的時候，所有十幾個工作人員，幾乎都是圍繞古建筑修復管理的工作人員，大家全部擁擠在一間即將拆遷的房間辦公，而且很長一段時間內，學校也并沒有將我們列為教學科研編制。當初我們的主要工作包括拆遷、籌錢、施工、布展，同時到校外的圖書館查閱與岳麓書院有關的歷史文獻資料。我記得同班留校的那些同學都是在從事與專業有關的教學科研，而我最初幾年基本上是做一些隨喊隨到的打雜事情。一直到幾年后正式成立岳麓書院文化研究所，特別是有關拆遷、修復、布展已經取得一些進展之后，我才能夠逐漸將主要工作精力放在與岳麓書院有關的學術研究方面。大概在書院工作3年多以后，我有機會承擔了《岳麓書院史略》的約稿項目寫作，我后來又主動向教育科學出版社申報了《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選題。于是我利用前期的資料準備工作，開始從事與岳麓書院、湖湘文化相關的研究，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相關的學術論文，也出版了幾部專著。當時岳麓書院專業科研人員很少，我逐漸成為其中的科研教學骨干。

隨著自己學術成果的積累，我逐漸感受到能夠在岳麓書院工作的機會難得。一個讀書人的人生夢想，都是希望自己能夠找到一個能夠安頓身心的讀書處，而岳麓書院這座幽靜、古樸的院落，正是讀書人最理想的讀書處。我曾經為2010年10月5日《光明日報》的“中華文化地標”欄目開篇寫了一篇有關岳麓書院的散文，就提到岳麓書院為什么會一直是中國讀書人的夢境，離不開許多為建設岳麓書院作出貢獻者，他們“不僅自己是尋夢人，更是他人的圓夢者”。沒有一代代人為岳麓書院的建設、延續、發展的文化貢獻，就不可能有千年學府的歷史延續。我在經歷艱苦創業之后對此感受很深，特別是我后來成為岳麓書院負責人之后，一直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其他讀書人的圓夢人。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全面復興岳麓書院的教育、學術功能，以接納更多的讀書人來此讀書和成長。

▲邀請星云大師演講，并獲得星云大師對中國書院博物館的贊助

我于1992年被湖南大學正式任命為岳麓書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長，1994年底我開始擔任研究所所長（到2004年恢復院長建制，我正式擔任院長），開始全面主持岳麓書院的學科建設、教學科研、文物旅游、行政管理。作為現代大學的院長，其實就是所謂“雙肩挑”，一方面承擔教學科研職責，一方面承擔行政職責。但是岳麓書院院長與一般學院院長不同的是，除了承擔岳麓書院教學、科研、學科建設的管理外，還要承擔岳麓書院的文物保護、古建修復、對外開放等一系列行政管理職責，后來還包括中國書院博物館的基礎建設工作。我將自己擔任岳麓書院院長的管理工作，無論是學科建設還是文物建設，均理解為“圓夢人”的角色。我希望岳麓書院成為更多讀書人實現自己讀書夢想的地方，并努力做了如下的事情。

▲恢復岳麓書院釋奠禮

其一，全面完成岳麓書院文物古跡的修復重建和中國書院博物館的建設。在我擔任負責人之前，岳麓書院文物古跡已經在前任所長特別是楊慎初教授的負責下開始大面積修復。我前期雖然也參與其中，但是直到1994年底我開始全面主持院務工作，我才開始主要負責岳麓書院的文物修復、旅游管理的工作。全部文物古跡修復從1981年開始，一直到2006年才全部完成，一直修了26年之久。我在1994年底全面主持書院工作時，面臨嚴重缺乏經費，我不得不用大量的精力和時間發展旅游，通過發展旅游籌集文物修復經費，利用旅游收入修復文物古跡。我一方面進一步開展文廟、專祠、陳列室等開放部分的展覽布展工作，豐富了面對參觀游客的岳麓書院展覽內容；另一方面重新修復了歷史上原來就有的文昌閣、明倫堂、崇圣祠、屈子祠等重要古建筑，將其作為書院教學科研的師生活動區域。這樣才初步解決書院既要開放旅游、又要教學科研的雙重需要，也完整恢復了岳麓書院作為歷史悠久、規模宏大的古代書院規模。為了全面展示中國書院文化，在校領導的支持下，我積極向國務院、教育部、文物局申報中國書院博物館的建設。當時同樣面臨資金、文物等種種嚴重困難，為了籌措資金，一方面努力向社會請求支持，如我們得到星云大師的首筆建設經費的資助；另一方面繼續發展旅游產業，通過文化產業的途徑而獲得收入。所以，我們靠自己籌措經費，完成了中國書院博物館的館舍和歷史陳列的建設工程。中國書院博物館是湖南省第一家國家級專業博物館，也是國內第一家書院文化專題博物館；另外博物館內增設學術報告廳、會議室，實際上也增加了岳麓書院的教學科研設施，滿足了文物展覽與教學科研的雙重發展需要。

其二，全面恢復岳麓書院的人才培養功能，深入推動岳麓書院的學科建設。岳麓書院要實現現代復興，需要將這一古老學府納入現代高等教育體系之中，故而需要加強與書院相關的學科建設。1991年在陳谷嘉教授的主持下，岳麓書院獲得專門史碩士學位授權，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為了提升岳麓書院的辦學層次，增加岳麓書院的辦學規模，岳麓書院必須在學科建設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和發展。我一方面努力提升本院學術水平和能力，進一步拓展碩士點，2000年增加了中國古代史、中國哲學兩個不同門類的碩士學位點；另一方面加大人才引進力度，組建博士點的學術團隊。我們的不懈努力終于在2003年取得重要突破，由我領銜申報的專門史博士學位授予權獲得國務院學位辦批準。一所千年書院恢復教學而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立即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發布新聞，新華社發布全球新聞通稿，一些國外媒體也發布新聞。此后我們一鼓作氣，繼續加大學科建設的力度，推動歷史學、哲學學科的博士點、博士后流動站的建設。在后來的一段時期內，我繼續領銜申請并獲得歷史學的本科、碩士、博士三級學位的一級學科學位授予權及其博士后流動站。與此同時，我還領銜申報了哲學門類三級學位的一級學科學位授予權及其博士后流動站，從而完成了岳麓書院的中國史、哲學兩大門類學科體系建設。到現在為止，岳麓書院的辦學規模達到了歷史的最盛階段，在讀本科生、研究生、博士與博士后共計達到580多人。

其三，發展岳麓書院的學術研究，打造一個國內有重要地位的公共學術平臺。由于學科建設的發展，人才吸引力進一步強化，逐漸形成了岳麓書院自己的研究特色。我本人的幾個研究領域，一直是岳麓書院的重要研究特色，如宋明理學、書院文化、湖湘文化等一直是岳麓書院有特色的研究方向，也是岳麓書院從事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的重要研究方向。另外，岳麓書院在其他許多重要學術領域也逐漸形成優勢和特點，特別是中國經學史、簡帛學等等，在國內學術界均有一定地位。為了進一步將岳麓書院打造為面向國內外的國學研究、傳統文化交流的公共平臺，進一步推動正在蓬勃發展的國學，我在省委宣傳部的支持下，在岳麓書院成立了國學研究與傳播中心（國學研究院）。國學中心是一個開放式的公共學術平臺，面向國內外開展國學講座、課題招標、成果評獎等。我還與同仁一道策劃和推動了岳麓書院和鳳凰網聯合舉辦“致敬國學——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的大型學術文化活動。活動迅速吸引海內外各界人士的關注，學術界、文化界反響之大，參與熱情之高，遠超我們的預期。

岳麓書院復興是一個關系到文化傳繼與創新的重大文化工程，受到文化界、教育界及海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岳麓書院的復興不僅架通了古今教育的橋梁，同時也對現代教育改革和發展有積極啟發、借鑒和推動作用。我很高興自己能夠參與到岳麓書院的現代復興事業中來，推動了岳麓書院與現代高等教育的有機融合，為中國傳統書院的現代復興樹立了一個典范。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際，更加有著特別重要的歷史意義。與此同時，我個人學術研究領域的形成，也恰好與岳麓書院密切相關，是切近于我在岳麓書院工作所能接近之事的“近思之學”，下面分別作一介紹。

近思之學一：書院學

我是第一個分配至岳麓書院研究室工作的研究人員，最初幾年主要從事岳麓書院相關的文獻文物資料的整理與研究。當時院里安排我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搜集、整理與岳麓書院有關的文獻、文物資料。因為本校文史資料奇缺，我最初除了到本省各大圖書館搜集、抄寫文獻資料外，還整理岳麓書院現存碑刻文字資料。當時還將這些資料發表在岳麓書院研究室主編的《岳麓書院通訊》（1984—1985年）中。這應該算是我岳麓書院研究的第一步基礎工作。

▲與歷史學家許倬云會講“千年學府論壇”

1984年原來的岳麓書院研究室升格為岳麓書院文化研究所，1985年岳麓書社總編鐘叔河約稿岳麓書院文化研究所，計劃出版一本岳麓書院簡史。所長楊慎初將執筆的任務交給我和同事鄧洪波，初出茅廬的我們成為《岳麓書院史略》的年輕作者。這本書是當時國內第一本研究書院個案的學術著作，記得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史權威學者毛禮銳先生為本書的序言中寫道：“歷史上有人曾用‘惟楚有材，于斯為盛’贊譽過岳麓書院。今天，我想把這一贊語改為‘惟楚有材，于今為盛’，以表達我的心愿和對青年同志的期望。”那一本書也就成為我們作為“青年同志”的學術起點。不久后，該書還被評為湖南省第一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這應該是對我們作為年輕學人的最大鼓勵。

我在從事《岳麓書院史略》的寫作過程中，發現還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深入的研究課題，特別是岳麓書院與湖湘學派以及相關的教育傳統、人才群體的關系，非常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1986年底當我聽說教育科學出版社正擬出版一套“中國教育史叢書”，馬上向叢書編委會申報了《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的選題，希望將書院史、學術史和地域文化史結合起來研究，這一選題馬上得到叢書編委會的肯定。我充分利用自己搜集整理的岳麓書院文獻資料，開始了新的課題研究，兩年多后就完成了《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應該說，這一本書是我開始從事書院學研究的學術提升，該書突破了過去往往將書院僅僅理解為教育史范疇的局限，而是將書院教育與理學學派、書院教育與地域文化結合起來，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書院學研究產生了一定影響。記得后來華東師范大學著名教育史專家李國均教授主持教育部重點項目《中國書院史》的大型著作，就非常重視書院史和學派史的研究，全書的主要章節均是以書院史和學派史關系布局的，他約我將自己的成果納入那一本厚實的著作之中。

▲韓文版《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

我在完成了兩本岳麓書院的專著后，開始將書院學的研究拓展到中國書院史的研究與寫作。我不僅陸續發表了一些書院學的論文，同時我也應一些出版社約稿，繼續出版了幾本書院文化的專著或普及讀物，其中包括《中國的書院》（任繼愈主編“中國文化史叢書”一種，商務印書館1991年，臺灣商務印書館、香港商務印書館同時出繁體版）《長江流域的書院》（合著，季羨林主編的“長江文化文庫”一種，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國書院文化簡史》（中華書局2010年）《書院精神與儒家教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等等。這些書院學論著得到學界的充分肯定，產生一定學術影響。如相關書院學論文中有3篇文章在《新華文摘》全文轉載，《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被韓國列為引進外文重要學術著作，被韓國的教授翻譯成韓文，由韓國學古房（首爾）2011年出版韓文版。《書院精神與儒家教育》于2023年被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辦公室列為向國外推廣的“中華學術外譯”書目，正在被中外學人翻譯成英文、日文、韓文，由國外出版機構向國外推廣發行。

為了進一步深入、全面展開對書院史的研究，應湖南大學出版社的邀請和約稿，我還申報并獲得批準承擔多卷本《中國書院通史》的國家十三五出版規劃、國家出版基金項目。該書最終由我和鄧洪波教授共同主編完成，我在《中國書院通史》的總序中說到，我和鄧洪波教授“從共同撰寫第一部岳麓書院的歷史，再到共同主編第一部中國書院的通史，經歷了三十八年的學術歲月。從小冊子《岳麓書院史略》到四卷本《中國書院通史》的出版，其中的著作規模、學術內容、作者隊伍完全不同了。歲月不饒人，而我們似乎仍在不知老之已至地從事自己喜愛的學術工作。”可見，從學術入門到今天，書院學一直是我的“近思之學”。

近思之學二：湖湘文化

我的第二個學術研究方向是湖湘文化，同樣是我在岳麓書院形成的近思之學。岳麓書院本來就是湖湘文化歷史積淀的著名學府，故而成為湖南人特別向往的湖湘文化精神圣殿。我在岳麓書院工作后，從開始參與搜集岳麓書院文獻資料，再到寫作《岳麓書院史略》《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其實都是在思考、研究湖湘學術與湖湘教育問題。這兩部書，都是我對這一座古老書院展開“近思己所能及之事”的研究，集中體現為湖湘學術與湖湘教育等兩個問題。所以我后來能夠將湖湘學派研究拓展為湘學史、湖湘文化的研究，在湖湘文化領域完成了一系列論著，并一直擔任湖南省湖湘文化重點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岳麓書院復興口述史

我對湖湘文化的研究開始于對宋代湖湘學派的研究。因為岳麓書院是湖湘學派的重鎮，我寫作《岳麓書院史略》時就將湖湘學派列為專門篇章展開研究。我接下來開始承擔和完成《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就是國內外學術界第一部關于湖湘學派的專著，該書首次對湖湘學派的歷史形成、代表人物、演變發展、歷史影響做出了全面系統的研究。以后我將自己對湖湘學派的研究，進一步拓展為對湘學史、湖湘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了《湖湘學派與湖湘文化》《湘學原道錄》、參與主編《湖湘文化大觀》、主編了《湖湘文化名著讀本》系列叢書、擔任《湖湘文庫》編委會副主任，在海內外發表湘學史、湖湘文化史的學術論文數十篇。

有了這些研究基礎，我希望進一步展開對湖湘文化全面而系統的研究，故而積極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10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辦公室發布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地域文化”公開招標，這是將湖湘文化研究提升到國家社科研究規劃最高層次的一個機會，我馬上組織省內學者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湖湘文化通書”并獲得批準。經過潛心5年的研究，重大項目終于順利結題，相關成果受到國內專家的高度評價。“湖湘文化通書”課題的最終出版成果有三項：其一，我主編了《湖湘文化通史》5卷3000萬字，該書列為國家“十三五”重點圖書、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由岳麓書社出版。這是迄今為止對湖湘文化從萌芽、形成到發展、壯大的過程最全面權威的分析總結和評述。其二，我獨著《湘學通論》30萬字，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以“地域學統”為學術目標，將延續一千多年的湘學作了系統的研究，對許多模糊不清的學術問題作出有思想深度的解讀。該書出版后即受到學界關注，《中國社會科學報》《湖南日報》記者作了專門訪談，《光明日報》刊發該書緒論。其三，我獨著《湖湘文化通論》50萬字，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是由“湖湘文化歷史建構論”“湘學學術旨趣論”“湖湘士人精神氣質論”三篇組成，分別從不同方面通論了湖湘文化建構過程及主要特色。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湖湘文化通書”的結題成果，受到盲審專家的高度評價。這些研究成果對湖湘文化作了“通”的研究，不僅是對湖湘地域文化的漫長歷史作一貫通性的研究，將系統地清理湖湘文化的歷史源流，對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不同階段的湖湘文化歷史作貫通性的研究，同時打通了湖湘文化的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有形文化與無形文化、人文文化與科技文化等不同要素和層面，以完整地研究、展現豐富多彩的湖湘文化。特別值得一說的是，這些研究成果將湖湘文化歷史納入中華文化發展史的大背景下作宏觀的思考，既強調湖湘文化是中華文化體系的組成部分，同時還特別強調湖湘文化對中華文化的杰出貢獻。這些成果不僅是省內學界對湖湘文化研究的標志性成果，也成為國內具有示范性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其中五卷本《湖湘文化通史》獲得湖南省優秀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湖南省政府出版獎，《湘學通論》獲得教育部優秀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該書還被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辦公室列為中華學術外譯圖書目錄。

近思之學三：宋明理學

宋明理學是中國思想發展的高峰，也是中國哲學的典型形態。對我而言，宋明理學其實也是我的近思之學。在歷史上岳麓書院一直是宋明理學的重鎮，岳麓書院講堂懸掛“學達性天”“道南正脈”的匾額，不斷激發我對宋明理學思想內涵的思考。我最初從事《岳麓書院史略》《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的寫作，就開始了對宋明理學的思考與研究。我在展開對湖湘學派的研究過程之中，進一步強化了對宋明理學的學術興趣，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學特別能激發我對中國傳統思想的思考與研究的興趣，于是我將其確立為自己的長期研究方向。

▲受邀在世界陽明學大會上發言

我的宋明理學研究計劃是逐漸形成的：一方面，我將湖湘學派的研究進一步拓展為對宋明理學其他學派、人物的研究，并陸續出版了《宋明理學通論》《曠世大儒朱熹》《中國思想學說史》（張豈之總主編，我擔任宋元卷主編）、《宋學·理學·心學》等著作，以全面展開對宋明理學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我認為要深化對宋明理學研究，需要從一些特別的視角和專題入手，我通過申請國家社科基金而對這些專題展開深入研究。我曾先后向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辦公室申請了《宋代四書學與理學》《玄學、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四書”學的思想世界——宋學的經典轉型與思想變革》的研究項目，并順利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這幾個國家課題的獲得與完成，代表了我在宋明理學領域有了自己的學術特色。

宋明理學一直是中國哲學界的研究熱點，如何進一步深化宋明理學的研究，特別是如何準確把握理學作為宋代新儒學的思想特點，我發現自己可以進一步從經學史角度研究理學。我先后向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辦公室申請了《宋代四書學與理學》《“四書”學的思想世界——宋學的經典轉型與思想變革》等兩項社科基金課題。我與肖永明共同完成的《宋代四書學與理學》，就是希望以《四書》學作為切入點來研究理學，探討理學思想與經學之間的關系。我們努力從中國經典詮釋學的角度，探討了理學家《四書》學的詮釋方法、學術成就與思想貢獻。《“四書”學的思想世界》是一部以《四書》學為中心的中國思想史著作，本書對宋學的經典轉型與思想變革作了歷史學考察。唐宋變革中士大夫群體崛起，創造出這一種崇尚“明體達用”“內圣外王”“義理之學”的“士大夫之學”。但是，自從熙寧新政失敗以后，宋學主流明顯開始內圣化的演變和轉向。宋儒集中追求“內圣之道”，提升了《四書》學的地位。宋代士大夫對內圣問題的關注，推動了《四書》學的發達，使宋代《四書》學成為士大夫內圣之道、身心之學的經典依據。他們通過對“四書”的宋代詮釋，使得這些儒家價值觀念由人道上升到天道，重建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念，由此而推動中國思想傳統的重建。儒家士大夫將這一重要思想變革的成果，整合為包括帝王、士大夫、民眾在內的社會思想。宋儒通過書院教育、經筵講學、蒙學教育、家訓家范等不同形式，以推動《四書》思想的整合。本成果不僅是中國傳統思想史的研究，對當代中華文明復興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

魏晉玄學與宋明理學是中國思想學術史上的兩大思潮，對于玄學與理學內在關聯的研究，學術界還較少涉及。我申報的《玄學、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的課題，主要運用內在理路、譜系學、比較哲學的方法，從“人格理想－身心之學－性理之學”的架構，肯定了玄學與理學之間的思想理路。宋明理學家熱衷于探討“孔顏樂處”的精神境界，追求一種自由自在、恬淡自適的圣人氣象，這顯然是受魏晉風度的影響。宋儒的圣賢氣象是對魏晉風度的繼承和發展。魏晉名士在建構個體生存哲學時，強調人的身與心、形與神是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宋儒的身心之學包括個體存在與道德修身雙重涵義，魏晉名士的身心觀念影響了宋儒的身心之學，為宋儒解決個體人生哲學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玄學家們對先秦諸子討論的性、理概念作出了哲學上的提升，初步奠定了“性理之學”的思想框架和思維模式。兩宋的儒家學者不僅是正式使用了“性理之學”的名稱來概括、表述自己重新建立的學術思想體系，而且他們在思想的深刻性、學術的系統性、理論的完整性方面完善了性理之學。與此同時，本課題還從經典詮釋學的角度，通過玄學與理學對《論語》《周易》的詮釋，分析與證實玄學與理學之間的學術脈絡。我將王弼《周易注》與程頤《伊川易傳》作一對比考察，發現這兩大家的義理《易》學之間學脈相承，故而從《周易》義理學的建構過程和思想特色的角度，厘清了宋儒的義理《易》學與玄學的義理《易》學之間的傳承、發展關系。

《宋代四書學與理學》結題后，受到評審專家高度贊揚，被全國社科規劃辦選為第一批《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后來是我們自己修訂交稿稍晚而未能趕上出版。但該成果一直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先后獲得湖南省優秀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玄學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著作被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辦公室選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2011年），這是湖南首部列入這一《成果文庫》的社科著作。本成果還先后獲得湖南省優秀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本書還被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辦公室選入《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圖書目錄，已經由中外學者翻譯成日文、韓文、英文分別在韓、日、美等國出版。同時，美國出版的英文版A&HCI雜志《中國哲學雜志》（《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ume 45,March-June 2018 Number1-2）還約我撰寫了《Neo-daoism And Neo-Confucianism：Three Common Themes》（《新道家與新儒家的三個共同主題》），全面介紹本書在中國哲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哲學與文化》（A&HCI）2017年第3期也因受到本書的影響，專門以“玄學與理學”出版一個刊物專輯。

近思之學四：中國思想史與中國哲學史

中國傳統學術有“下學而上達”的傳統，所謂“下學”其實與“近思”的意思接近，“近思”“下學”之后還必須“上達”，然而“上達”的層次、境界是不同的，上達的最高境界是“天道”，即岳麓書院講堂匾額“學達性天”。司馬遷追求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實就是上達“天道”的最高境界，這當然是我心向往的最高境界或最終目標。但是就現實可能而言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就是在書院學、湖湘文化、宋明理學的研究基礎之上，進一步有學術與學科的上達。譬如我從事書院學研究，不僅僅是探討作為中國教育史的書院，同時也是通過書院教育的特殊視角考察中華文明的形態和歷史。我由思考書院教育開始，進而關注傳統書院在中華文化史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形態，深入到書院教育蘊含的中華文明精神內核，并由此進一步思考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問題：中國書院制度與中國傳統政教文明、中國書院精神與士大夫精神傳統、中國書院教育傳統與中國學術傳統的互動關系等等。通過中國書院歷史的深度考察，進而能夠了解書院與中國思想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文化史的演變發展。

▲主持第九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

我的宋明理學研究也是如此。我并不僅僅是將宋明理學看作是中國哲學的斷代形態，而是從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的演變發展來考察其形成、演變和發展。我的《玄學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不僅從義理系統、經典詮釋等方面考察出了玄學與理學的內在理路，同時進一步思考中國思想史的連續性問題。思考和追溯宋代理學形成的思想原因，會發現玄學與理學具有學術思想的淵源關系，能夠體現出中國思想史的階段性與連續性的統一。通過對玄學與理學的內在理路的研究，最終指向對中華文化如何得以形成一個沒有中斷、源遠流長的獨特系統的理解和解釋。在此基礎上，我進一步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宋學源流》。我一方面希望繼續探討宋學作為儒家義理之學的深刻哲學意蘊，充分運用經典詮釋、比較哲學的哲學研究方法，以進一步探討宋學“究天人之際”的深刻義理，展示其解決宇宙與人生的中國哲學特點，由此進一步探討現代中國哲學學科建設的理論問題。另一方面，我也運用史學學科視域和研究方法，以厘清宋學的學術傳承與歷史脈絡。在考察宋學的相關文獻和歷史進程的基礎上，運用文獻詮解、歷史分析、內在理路、知識譜系的方法，既可以對宋學作一溯源式的歷史考察，探討先秦儒家及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等各種學術形態對宋學的影響，以論證宋學為什么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發展高峰。《宋學源流》還關注宋學的分化、傳衍的歷史進程，探討宋學與元明清時期及民國時期不同學術思潮的學術脈絡與思想傳承。這些研究，也是希望探討中華文化如何得以形成一個沒有中斷的獨特系統的理解和解釋。

可見，在我四十年的學術生涯中，我的近思之學其實也是在不斷“上達”。如近二十年內國家啟動了兩項歷史類重大學術文化工程，我有幸都能夠參與其中。一項是《國家清史》工程項目，我主編了其中的十卷本《湘軍史料叢刊》，我與丁平一教授主持的學術團隊共同努力，該書歷經八年完成，出版后受到學界高度評價，被評為當年“全國古籍整理優秀圖書一等獎”。另外一項是黨中央決定啟動的國家級重大學術文化工程《（新編）中國通史》，已列入國家“十四五”重大文化工程項目。該工程由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中國歷史研究院負責牽頭組織實施，實行分卷主編負責制。經中央批準，由我擔任《（新編）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卷主編。我認為，中國思想史作為一套新的學術體系與價值體系，是20世紀中國特殊政治處境下的一百年內產生出來的。如今，一百年已經過去，我們應該站在長遠的人類歷史的宏大和悠遠的視角，再對自我文明作深度反思。作為文明自覺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應該對中國思想的客觀性與主體性、特殊性與普遍性、多元性與一體性、階段性與連續性等問題，重新作出既有時代特點、又有恒長歷史價值的學術回應。

我今年雖然已經年屆七十，早就不再承擔行政管理的職責了，但是我仍然在從事我喜愛的讀書、教書、寫書生活，還在指導十幾個博士生。就最近的學術研究而言，我一方面正在承擔兩項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即《（新編）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卷）與《宋學源流》（3卷）的研究和寫作；另一方面，我近年主編的兩個國家出版基金項目《王闿運全集》（37卷）、《中國書院通史》（4卷）正在進入出版程序之中。同時，我原來主編的《湖湘文化通史》（5卷）、《湖湘文化名著讀本》（5卷）以及《湘學學統與中華道脈》等湖湘文化方面的著作也正在重新修訂出版。盡管我的工作越來越繁忙，但是我并沒有感到特別辛苦，相反，這一種與書結緣的生活，能夠使我感到生命的充實、快樂和意義。

名家故事

這一種與書結緣的生活，

能夠使我感到

生命的充實、快樂和意義。

主要學術成就附錄

獨著

《湖湘學派與岳麓書院》.教育科學出版社,1991;(韓文版)韓國學古房(首爾),2011

《中國的書院》.商務印書館,1991,(繁體版)臺灣商務印書館、香港商務印書館,1993

《湘學原道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玄學與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繁體版)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譯成英、日、韓文,在美、日、韓等國發行)

《經典詮釋與義理體認》.新星出版社,2015

《儒學的多維視域》.東方出版社,2015

《湘學通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國學與書院》.人民出版社,2021

《四書學的思想世界——宋學的經典轉型與思想重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

《文化·學術·人格——湖湘文化歷史建構論》.中華書局,2024

主編

《國家清史·文獻叢刊·湘軍》10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湖湘文化通史》5卷.岳麓書社,2015(初版),2024(修訂版)

《王闿運全集》37卷,岳麓書社,2024

課題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宋代四書學與理學》.2002

國家重大學術文化工程項目:《國家清史·史料叢刊·湘軍》主編.2003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玄學與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2006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湖湘文化通書》.2010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四書學與中國思想傳統的建構》.2015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宋學源流》.2019

國家重大學術文化工程項目:《(新編)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卷主編.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