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來時路 郁郁滿芳華

——記我與《船山學刊》的40年

王興國

王興國，1937年生，湖南株洲人，中共黨員，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1993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10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聘為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1961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同年分配至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1969年9月至1977年7月，在中共湖南省委寫作小組工作。1977年7月重返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1980年改名為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從事科研工作。1983年至1997年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1984年至1989年兼任《船山學報》主編，并長期擔任《船山學刊》副主編、執行編委、編委。1995年至2019年任船山學社社長，現任船山學社名譽社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含湖湘文化史）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史（重點是毛澤東思想）。主要著作有《王船山認識論范疇研究》（合著）、《王船山與近現代中國》《船山與船山學研究文集》《船山與船山學研究文集（續篇）》《賈誼評傳》《郭嵩燾評傳》《楊昌濟評傳》《毛澤東與佛教》《近現代湖南佛教著名居士傳》《覺醒與燎原：湖南第一師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湖湘文化縱橫談》（主編）等。

《船山學刊》的前身是1915年創刊的《船山學報》。此學報出至1937年?？?。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6月2日，湖南省中國哲學史學會籌備小組成立，首要任務就是在1982年召開紀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學術討論會。在同年12月26日至30日由湖南省教育廳和湖南省社科院聯合主持的湖南省高等院校文科科研座談會上，我和陳遠寧提出在1982年召開紀念王船山逝世290年學術討論會的倡議，得到與會專家學者的普遍支持。特別是老專家林增平、姜書閣、羊春秋、馬積高等建議，不僅要召開學術討論會，而且要恢復船山學社和《船山學報》。

1982年5月船山學社恢復，同年11月召開了紀念船山逝世290周年學術討論會。接著，我們便向湖南省委宣傳部提交了重辦《船山學報》的申請報告。1983年7月4日，湖南省委宣傳部給湖南省社科院發出《關于重辦〈船山學報〉的批復》，同意《船山學報》復刊。7月5日我致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侯外廬學術助手黃宣民，委托他請侯外廬先生為《船山學報》題寫刊名。8月19日我起草“關于重辦《船山學報》中若干問題致湖南省社會科學院黨組的報告”，其中涉及刊物宗旨、主辦單位、編輯部組成、經費等問題。

1984年3月30日《船山學報》第1期出版，由侯外廬先生題寫刊名，由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1985年獨立建制，改名為湖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簡稱湖南省社科聯）、船山學社三家聯合主辦。主編為王興國，副主編為陳遠寧、鄧潭州（1988年后增加了龔建昌）。按照當時的商定，學報為半年刊，每年出兩期。學報經費每年一萬元，由湖南省社科聯承擔。學報工作人員沒有固定編制，主要由湖南省社科院和船山學社人員負責。由于我這個主編又是湖南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的所長，所以學報的辦公地點也就設在哲學所的辦公室。學報編輯部人員開始的時候列入得比較多，但實際負責編務的都是湖南省社科院的人，即王興國、陳遠寧、鄧潭州、李漢武、陳書良、徐孫銘、張鐵夫、邢亞莉等。因此可以說，這個階段的《船山學報》是社科聯出錢，社科院出人辦的。當時學報每期經費雖然只有五千元，但所辦的事還不少，包括印刷經費、稿費和編輯人員勞務費，還要在《光明日報》上刊登一個豆腐干大小的簡明目錄廣告。

重辦的《船山學報》出版了14期（其中兩期為增刊），到了1989年10月中旬，聞省里有關方面已將《船山學報》列入壓減刊物之一，于是湖南省社科院、湖南省社科聯有關領導帶著我們為此各方奔走，向省里許多領導和有關部門呼吁，陳述學報不能“砍”的理由。此番努力雖然最終未能改變學報被撤銷的命運，但是得到有關部門通知：《船山學報》停刊后，由《湖南社會科學》不定期出版船山研究?？墒∩缈坡撠撠煶霭娼涃M。后來當我遇到省新聞出版局報刊處的一位處長時，他向我說：“你給省里領導寫的那些報告都批到我這里來了?！?/p>

《船山學報》復刊的事得到了湖南省委宣傳部的大力支持，1990年5月7日我代湖南省社科聯起草了向湖南省新聞出版局的復刊申請報告，湖南省新聞出版局又向國家新聞出版署提交復刊報告。1991年7月2日，國家新聞出版署發出批文，同意《船山學報》復刊，由湖南省社科聯主管主辦，改名《船山學刊》。經湖南省社科聯黨組批準，學刊由龔建昌任主編，我和陳遠寧任副主編。此后多年我陸續擔任學報副主編或執行編委等，在20多年的時間里負責對刊物稿件的篩選或審定。

40年來我先后在《船山學報》和《船山學刊》發表論文33篇（學報4篇，學刊29篇），其中關于船山學的內容有27篇。由于我對改革開放以來船山學的宏觀發展情況比較了解，利用這個優勢，在船山學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重要時間節點，寫過一些關于船山學發展的論文，記錄了船山學發展進程的點點滴滴。

2002年，在紀念王船山逝世310周年學術討論會之前，我寫了一篇《船山學研究四十年之回顧》。這里講的40年，是指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到310周年。文章首先回顧了在這40年間，國內召開的幾次大型的王船山學術研討會（包括在臺灣輔仁大學召開的王船山學術討論會）。其次指出，40年來船山研究最主要的成就，就是“船山學”已經初步形成，這具體表現為重建了船山學社，恢復了《船山學報》(1991年后改為《船山學刊》)，編輯和整理出版了《船山全書》，還出版了一大批研究船山生平和思想的專著，對有關船山思想的一些學術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討論。最后指出：四十年來之船山研究，經歷了一個從宏觀研究到微觀研究，再到宏觀研究的圓圈式發展過程。此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

2014年是船山學社創立100周年，我寫了一篇《船山學社百歲生日頌》。文章第一部分指出，船山學社的前身是郭嵩燾于1881年創辦的思賢講舍。這時的特點，就是確立王夫之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在同時代思想家中的地位、在宋明理學中的地位、在儒家道統中的地位。第二部分指出，從1914年學社成立至1951年6月停止活動的37年間，這時的特點，就是政治擔當意識特別鮮明，學社的主要領導人曾積極支持毛澤東等人辦湖南自修大學，在30年代的湖南讀經運動中學社發揮了骨干作用。第三部分指出，1982年船山學社正式恢復后的特點，就是學術性極大增強，把對船山思想的研究推進到一個全面、科學、系統的階段。所謂“全面”，指對船山開展全方位的研究；所謂“科學”，指在船山研究中更加注重方法論問題，特別是實事求是；所謂“系統”，指把船山研究當作一個系統工程，具體來講，就是構建“船山學”。

2015年是《船山學刊》創刊100周年，我寫了一篇《船山學刊百歲生日頌》。文章指出，民國時期《船山學報》的特點是：具體而生動地介紹船山生平及與船山有關的史跡文物，以通俗的方式傳播船山著作，專論船山某一方面思想的論文很少。改革開放后復刊的《船山學報》特點是：全面搜集船山佚文和船山著作的各種版本，配合編好《船山全書》；多學科協同攻關，全面研究船山思想；對船山研究中的一些不同意見組織爭鳴；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國內外船山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洞綄W刊》則以“深入拓展船山研究”為特點，包括對船山思想學說本身的研究，對船山思想的研究領域，對船山在中國文化史和湖湘文化上的歷史地位以及與宋明理學關系的研究，對船山受西學影響及與西方學者思想比較的研究等方面都有深入拓展。

2019年王船山誕辰400周年時，我寫了一篇《改革開放以來船山學的進展》。由于之前對船山學社的恢復、《船山學刊》的復刊和《船山全書》的出版早有專文進行分析，所以此文只講了四個問題：一、船山著作注釋初具規模；二、船山學的研究全面深入；三、船山偉大愛國者地位牢固確立——中國近現代的精神領袖；四、對船山在中國思想史地位的認識逐步趨同。

2020年是郭嵩燾開創公祭王船山150周年，我寫了一篇《共識、超越與不及——郭嵩燾開創公祭船山150周年回顧》。文章將郭氏對船山的評價和當代船山學的進展進行比較，得出三點結論：一個共識，一個超越，一個不及。一個共識，即郭氏在《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說周敦頤和王船山“攬道學之始終”，一個是道學的開山祖，一個是道學的終結者，這一認識與現代學術界的認識完全一致。一個超越，即郭氏只從道德意義上表彰船山的“立身大節”，而1983年7月2日中宣部等發布《關于加強愛國主義宣傳教育的意見》，將船山列為中國歷史上13位愛國主義者之一。這是一大超越。一個不及，即郭嵩燾是以研治儒家原始經典為依據衡量船山學術成就，比較客觀。而自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學術界往往把王船山對待宋明理學的態度作為衡量其學術成就或地位的標準之一，因此爭論始終不休。

2022年，我寫了一篇《走著一條否定之否定的道路——關于船山學術身份定性研究的歷史回顧》的文章。所謂船山學術身份的定性，就是把船山認定為一個什么樣的學者，具體來說，是“理學家”還是“早期啟蒙思想家”。在船山學研究的歷史上，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過程，即理學家（正）——早期啟蒙思想家（反）——兩種觀點趨同（合，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過程。自從王船山逝世之后，學界一直認為船山是一個理學家。進入20世紀20年代則出現了一種新觀點，即“早期啟蒙思想家”說，此說作為對立面（反），與“理學家”說（正）對立了將近一百年。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早期啟蒙說”與“宋明理學說”出現了一種合流的趨勢，即從“正”與“反”的對立開始走向“合”（否定之否定）。

首先必須指出，趨同的出現是與海內外學術發展的大勢分不開的。田云剛在《早期啟蒙說的當代使命》一文中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早期啟蒙說陣營內的式微論、逝去論、錯誤論，陣營外的啟蒙外來說、文化保守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都對早期啟蒙說形成沖擊?！彼€指出，文化保守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對啟蒙的消解與沖擊，應當包括由杜維明與黃萬盛等發起的“啟蒙的反思”。2005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啟蒙的反思》一書，其中第一篇文章的標題即為《啟蒙的反思——杜維明、黃萬盛對話錄》。對話的中心思想就是認為，從五四運動以來，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方向也被啟蒙心態籠罩著。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啟蒙的偏失和它所造成的不良后果。2007年，黃萬盛在《開放時代》發表《啟蒙的反思和儒學的復興——二十世紀中國反傳統運動的再認識》。文章認為，“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啟蒙與其說是‘全盤西化’，還不如說是‘全盤日本化的西化’。中國雖曾有‘全盤西化’的愿望，但事實上卻沒有被真正地‘西化’過，傳統還在，儒家文化也依然存在，當代的文化轉型中儒學的復興才因此具有真實的基礎而成為問題”。文章明確呼吁化解啟蒙—儒家的二元論：“儒學的復興取決于它能否成功地把啟蒙思潮轉化成儒學的內在組成部分，而啟蒙的未來則在于通過儒學的復興而實現文化和社會的轉型。化解啟蒙—儒家的二元論或許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最大的文化工程。”

黃萬盛的這一呼吁，在學術界很快得到呼應。一方面，是“早期啟蒙”派的學者的肯定回應。蕭萐父先生的高足郭齊勇在《哲學動態》2009年第1期發表《蕭萐父啟蒙論說的雙重涵義》指出：“有的同志認為，今天思想界有關‘啟蒙反思’的論說與蕭先生的‘明清啟蒙思潮’的論說是針鋒相對的。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我認為兩者恰好具有一致性。在一定意義上，蕭先生的啟蒙觀或啟蒙論說包涵了‘啟蒙反思’的意蘊。蕭先生并未照抄照搬西方啟蒙時代的理論，也沒有照抄照搬‘啟蒙反思’的理論，蕭先生強調的‘啟蒙’內涵十分豐富，不是近代西方的‘啟蒙’所能包括的?！倍鴱堉緩?、白坤在《梁啟超、侯外廬、蕭萐父“啟蒙”論說異同比較》一文中，更是直接將蕭氏的啟蒙論說表述為“啟蒙與啟蒙反思：蕭萐父‘啟蒙’論說的‘變奏’”。這些說法應該說是在化解啟蒙—儒家的二元論的一種努力。

另一方面，是“儒家”派的回應。清華大學教授陳來2020年8月21日在北大博雅講壇發表《我所理解的宋明理學》講演。他在談到 “宋明理學在歷史上如何定位？”時說，以前我們是把宋明理學看作封建社會走下坡路，封建后期沒落的意識形態；但實際上，宋明理學恰恰是擺脫了中世紀精神的亞近代的文化表現，是配合、適應了中國社會變遷的近世化所產生的文化轉向的一個部分。所以我們應該在新的概念范疇下，對宋明理學有一種更積極的、肯定的理解和評價。這些話正體現“把啟蒙思潮轉化成儒學的內在組成部分”的一種努力。上述情況表明，“早期啟蒙說”與“理學家說”的趨同是客觀存在的。

今年是《船山學刊》創刊110周年。在她走過的漫長歷史道路上留下了許多值得回味的故事。在慶祝她110歲生日的歡樂日子里，我衷心地祝愿她在研究船山和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作出更大的貢獻！